袁运生忆我的导师董希文先生的点点滴滴

年上写生课时的一幕：当时我以点彩的办法去画一盆花，董先生建议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说得高兴，我看到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为自己有使命必须教训所有人的学生，气冲冲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门口。“董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袁运生至今拒不改造，你还指点他去看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气氛好像教育一名不可言喻的惯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发，转身朝办公室走去。

那时，我们工作室的五名毕业生常聚会在董先生家里谈艺术，系统欣赏董先生几十年来的所有作品。这些日子便是我们的节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会有两个食盒放在桌上，一只装着糖果，另一只是饼干或茶食。董先生总是先出来见个面而随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时左右，好让我们放肆动手，回来后再谈艺术。那时节，学生们胃里太空，和老师一边谈话，吃糖的样子一定不雅。

董希文（-）

“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段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儿。回想我曾经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在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儿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意料，董先生特别严肃且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无顾忌而已。

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的作品。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变化真大啊。董先生指着自己年的一幅《苗女赶场》的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最中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

忆我的导师董希文先生的点点滴滴

文

袁运生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应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西方文化的全面强势进入之时，既有大难临头悲痛欲绝如中国最后一代太儒王国维先生以身殉他所挚爱的中国文化者，也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弄潮儿高呼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先生。当然．胡先生怀有大丈夫能屈能伸曲线救亡的赤子之心．年抗战胜利之后他重掌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提出了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张，可见他的用心。

前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是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在当时的西方美术教育模式理念和基本内容与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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