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苏俄内战的真正原因

引言

但凡去过贝加尔湖旅游的人，大都能在伊尔库茨克城中的街边花园里，看到一尊横眉怒目戎装的雕像，有人问俄罗斯导游：“这是谁？”导游回答：“俄罗斯的大英雄”。有略识俄文、年长一些的中国游客拼读出来“高尔察克”，一时反应不过来，说“这不就是白匪军总司令吗？怎么又变成了大英雄呢？”铜像的基座浮雕是两个持枪对峙刺刀相交的战士。中国游客又问，“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导游说，“是两个兄弟在打架”。

在百年前那场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千万人死于非命，而在意识形态的“红白对立”消散以后，苏俄内战竟被认为是两个兄弟打架。曾经被打入地狱的邓尼金、高尔察克现在都成为俄罗斯的“大英雄”和“爱国将领”。

伊尔库茨克城中的高尔察克雕像

年10月，普京迎回了邓尼金的灵柩，将他以爱国将领的身份重新安葬在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俄政府还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高尔察克因参加过北极探险，发现白令海峡以及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任黑海舰队司令时期赫赫战功，其价值重新得到挖掘，被大力称颂。

前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说，“国内战争永远是俄全社会无法治愈的伤痛”，“好在我们已经摆脱了原来的评价模式——把所有的白军都认为是恶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完全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一百年后人们总算可以理性地回顾这场战争了。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

内战爆发的原因

我曾撰文谈到列-宁一派因对立*宪会议实行了“罢免权”，“以人民的名义解散”立宪会议而导致内战发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质疑的主要观点大都集中在这三点上：第一，内战的发生是“十四国武装干涉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与立宪会议取缔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和第三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即一个弱小的党、遭到很多势力反对的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获得1/4支持率的党，为什么能够打赢内战？他们靠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是无法取得内战的胜利的，可见新政权代表了人心所向。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已有定义。国内战争的“外国武装干涉说”最先出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列宁年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列宁说，到资本主义列强“都跑来帮助俄国资本家和地主进行这场国内战争”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俄国才展开了国内战争”。但是同时列-宁在一封私人信件有更坦率的说法，他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俄罗斯切尔诺戈洛夫卡，人们在模拟当年内战时的情景

在否定选举结果时他已经预感到会导致“内战”的爆发，会导致外国势力的介入。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列-宁当然知道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取缔了立*宪会议”，“国内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从立宪会议选举时认为这是“一种最先进的选举方法”，到得知自己党派成为少数时就斥责“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再到除了苏维埃，“无论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有权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的“大逆转”，又有多少道理可以服人？

俄国立*宪会议旧址——塔夫利达宫

现在俄国史学界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随着德、奥军队撤出俄国战场，国外军事力量整体减弱。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新政府的通报中也称，威胁革命成果的全部行动都是“在立*宪会议的保护伞下进行的”。

这起码说明在立*宪会议下取得合法授权，是各派承认的法律基础。南俄 总司令邓尼金也认为，“召开立*宪会议大概是能使大家走到一起（尽管是表面上）的惟一政治口号。立*宪会议要像以往那样起独特仲裁法庭的作用，应当决定俄国的国家形式和本质”。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

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

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民主反革命和“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宪-政反革命，是当时特有的两个名词，）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服从立宪选举的民主共和国。

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年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俄国临时最高执政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

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说“通过普遍投票确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因为只有这种代表机关才能解决人民面临的生活难题，才能将国家引向没有大动荡、没有流血和牺牲的新秩序”，抛弃了通过公平的选举给世人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这个“共同认同”，是俄国分成两个阵营的主要原因。社会革命领袖切尔诺夫断腕叹息道，为之奋斗了多少年的俄国立宪运动，就像落入“红白两片磨盘之间的谷粒被碾得粉粹”……

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趁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这场战争损失的人口不下万。至于说国内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据官方资料统计，达到亿金卢布。

兵燹战祸让俄国损失惨重

到战争结束时，工业企业的产品仅为战前产品的20%，生铁产量只剩下可怜的3%，煤炭和石油减产3/5，纺织品只有1/20，由于大量印钞票，年的1戈比只等于战前的1/。

就这样，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来历

当然，十四国武装联盟的提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来自英国《人民政治日报》年8月28日的一则报道，该消息说，陆军大臣丘吉尔不久前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盟国要对俄国革命进行讨伐。将有14国军队大举进攻莫斯科。按照丘吉尔的打算，这次讨伐要在8月底或9月初开始，9月攻克彼得格勒，圣诞节前攻克莫斯科。他列举出的14国名单是：英、美、法、意、日、芬兰、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武装干涉”的时间了没有，从丘吉尔讲话到“讨伐”几乎是同时的。且不说14国是否立场一致？是否做好军事准备？是否可以马上派遣军队？除了俄周边的几个邻国外，单单是远隔万里、跨越重洋一项怎么可能在9月份到达彼得格勒呢？

此消息一出，托洛茨基就把它当作一个“语言讹诈”的“笑话”来对待，说“吓唬谁呢”，这只不过是“十四个地理概念”而已。他调侃丘吉尔说，不要说“十四国来犯”，你们能纠结出十四个师的兵力就算你有本事，“如果能给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派遣十四个师的援军他们会更高兴”。

苏联早期宣传画

他私下里承认，如果丘吉尔真能纠结起十四个师一起来进攻的话，我们还真是抗不住的。而反苏维埃势力则抱怨英国人夸下海口，不要说军事支援有名无实，就连足够的物资供应都无法提供。

虽然十四国武装干涉不完全正确，但当时苏维埃面临的形势的确严峻，因为一战尚在进行中，俄军的颓势大局已定，兵败如山倒。由于俄国退出战争和政权更迭，形成多面夹击。外围包围圈有德军在南部地带，协约国军队分别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日本在远东逼近海参崴，加之突发兵变的捷克兵团。年3-4月高尔察克从东线的西伯利亚向中央地带挺进，6-7月驻守在南俄顿河流域的邓尼金与克拉斯诺夫向莫斯科发兵，上半年和下半年尤登尼奇曾有两次逼近彼得格勒城下，形势的确很严峻。

那么红军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且听下回分解。

万俊人:政治与道德的吊诡

如果把正反交互及其无穷的辩难看做是古希腊原初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之本义，那么，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看做是一种充满吊诡的辩证关系。如果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所谓“阳儒阴法”多少能够显露政治与道德之间的这种辩证式的吊诡奥秘，那么，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伦理主张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把玩“阴”谋、并鼓吹用“阴”谋制胜“阳”谋的政治“恶”论。无论人们或者马基雅维里本人可能提供多少或者多么充足的历史语境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辩护，其政治“恶”论都足以让人们瞠目结舌，惊讶不已。我相信，正由于此，马基雅维里本人及其政治道德思想才会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津津乐道、聚讼不断的思想话题。

一

直观而论，马基雅维里受人 　　

与多数同类著述不同，门下谢惠媛对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学说的检视所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的视角，这使其分析论述有了一种哲学的理论高度。

谢著告诉我们，马基雅维里及其政治道德学说的提出本身，构成了西方古典与现代社会转折关节的一个重大学术事件，提出了一个关乎古今政治和道德之间价值翻转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现实政治与理想道德的根本价值立场问题。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的世界根本只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功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重视和追求的只有成功、优胜和闪耀在皇冠顶上的强权的光芒。因此，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或者，一切关乎政治的学说和理论——所应且所能 　　

我的直觉是，谢惠媛博士的总体判断是有根据的，马基雅维里奋力而为的是把政治的归于政治，把道德的归于道德，以此尽可能减少、直至完全防止道德伦理对政治事务的纠缠干扰。但他并没有以此否认政治与道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否则，他不会如此在意道德伦理，或者说在意政治的道德伦理负担；不会大谈所谓“政治脏手”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真的能够楚汉两界泾渭分明，无论政治家和当权者如何玩弄权力权术，都不会产生什么“政治脏手”问题。政治家的手之所以会脏，皆因政治生活世界中总是时时刻刻到处都有道德伦理的幽灵。

二

我以为，至少还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和思考：

第一，权力与权利究竟何者优先？权力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但权利则不然，它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但从更根本上说，又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概念。将两者相提并论且做先后轻重的次序比较，本身便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讨说法，论道理。强调使政治摆脱道德伦理的干扰是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意图之一，因为这一主张，他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被看做是西方古典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之间的分界标志，从而使他本人成了近代新共和主义——与古希腊柏拉图相对——的先驱，甚至是西方现代性政治的思想先驱。可是，马基雅维里的用意恰恰表明，在他的时代和他所在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与道德有着多么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为道德的存在，所以才需要他——或者，他觉得他需要向当权者和政治人民——拒绝或超脱道德，让政治权力游戏免于道德伦理的干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接受马基雅维里的主张，让道德完全摆脱道德伦理的“羁绊”，那么，政治及其权力游戏又该如何实现权力自身的系统均衡？显然，没有哪一个社会和政治共同体能够接受某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统治。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而最终必将消解权力本身。既然还是一种游戏，就必须有游戏规则。政治权力属于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Levitan），因而必须受到制约。

马基雅维里似乎没有解决权力的游戏规则和政治制约问题，他的言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权力游戏无异于市场的资本游戏，自然竞争创造自然秩序。可是，政治毕竟不是经济——除非我们给两者以某种特殊的修辞修饰，政坛也不等于市场——尽管我们承认政坛上的权力竞争与市场上的资本竞争有着相似的逻辑。十七世纪的洛克和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看到了这一点，也承认政治（权力）乃是人类社会“必要的恶”。因此，他们先后提出了分权而治的主张。分权而治的实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以恶制恶”。这一政治观念确乎被近代欧美社会所普遍接受，看起来也相当有效。但是，这一政治观念仍然难以彻底解除人们对权力制衡之合法有效的担忧：仅仅依靠政治内部的权力制衡能否持久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或政治腐败？当分治的权力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形成权力合谋，又该如何防止权力滥用或政治腐败？这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政治实践中，已然多次出现了权力合谋和权力腐败的问题。所以，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主题虽然并没有全然超出“公共权力及其合法运用”的主题，但具体的理论解释和分析论证却已大为改变。一个较具共识的现代民主政治观念是：权力不仅需要权力系统内部的政治制约，还需要权力系统外部的社会制约，包括道德伦理的政治自律和公民社会的外在他律。这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同时还需要（甚至更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政治良知制约权力者的灵魂。“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基础是“公民权利（thecivilrights）优于且先于政治权力（thepoliticalpower）”，这是基于人权优先的道德原则而确立起来的、真正具有人民民主政治意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它是政治的，也是道德伦理的，确切地说是政治伦理的。哲学地说，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命题仅仅是基于单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那么，“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命题则是一个强政治伦理命题，其所强调的是人民（公民）的基本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力，强调以公民权利——通过日益强健的公民社会——制约政治权力，乃是一种更为合理正当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很明显，权力理论拒绝政治的道德承担，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则坚持政治的道德承诺。这是我在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赴哈佛大学做富布莱特项目所研究的课题和最终结论，恰好可以部分地作为我对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理解。

第二，政治的恶——更准确地说，政治的道德之恶——究竟是一种必然的恶还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政治的恶是必然的，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就真的只有等待宗教的天国救赎了；如果政治的恶只是“必要的”，那么人们必定会追问：在何种条件、何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承认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要的恶”呢？既是“必要的”，就得有形成或产生“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否则，“必要”就会成为“必然”！倘若如此，人类社会就会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了。我想，即使马基雅维里本人也不会乐见这样的后果。

不错，政治是人类进入社会文明所必须承受的代价，但这代价必须是人类自身可以承受得起的。谁胆敢打开潘多拉魔盒，谁就必须先拥有控制魔鬼的宝剑。人类之所以创造社会，志愿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发展，首先是出于寻求“安宁”和“福乐”的目的，这是人类始祖们通过诸如“围猎”、“群祭”等集体行动的经验逐渐意识到的。因为组织氏族部落，继而创建城邦、国家，组成社会，逐步走进社会文明的人类需要组建诸如政府一类的公共权力组织或机构，来治理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和社会生活，这就是政治的起源。可见，政治的起源是“人为的”，是人类有自觉意识和自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既如此，政治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必然的恶，而最多也只能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必要的恶”——如果说我们接受社会契约论的有关解释并正视政治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客观事实的话。

政治之为“必要的恶”是它必须受到制约的政治原因，但却是基于道德伦理所产生的一种政治伦理判断。如果仅仅限于政治本身，所谓“必要的恶”就是一种无稽之谈。说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是说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都在某种特定的程度上是以出让、限制，乃至牺牲部分公民个体的人权和自由为其前提代价的。公共权力的形成是以全体社会成员让渡部分私人权利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公共权力一旦形成，私人权利的让渡就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公权或者政治权力就会行使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私权的合法限制。然而，这一意义上的“恶”意仅仅具有纯前提预设的意义，而在实质意义上，公共政治权力及其运用反而应该是有益于公共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福宁与福利的——当且仅当它的行使始终不逾政治的合法正当性原则。

如此看来，关于政治之恶，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对其“恶”意的理论探究，而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如何始终确保其政治合法和政治正当。如果能够确保政治权力及其运用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正当性，就可以把政治的“必要的恶”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防止其发生；反之则否。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合法性属于政治法律的范畴，而政治正当性则属于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的范畴；前者关乎政治原则，后者关乎政治大“道”，即所谓原则的原则。大“道”不正，政治实践的“术”与“势”必定不正，政治之恶便势所必然；大“道”正直，则政治实践的“术”与“势”也当无大谬。诚然，在现代社会结构日趋公共化、制度化和管理技术化的情况下，政治的“术”与“势”也大有讲究，所以，“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才会日益凸显，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大课题，公共（行政）管理学也随之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显学”。

第三也是最后最重要的问题是，让我们再一次重复康德的问题：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究竟是“道德的政治家”还是“政治的道德家”？权力是政治的显形，最容易夺人眼球。但实际上最关键、最复杂的问题却在权力巨大影像的背后，在于权力这架力量强劲的机器的运行过程之中。西方近代以降的多数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似乎已经习惯于把政治看做是权力游戏，就像西方的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多习惯于把现代经济问题看成是纯粹的资本游戏或者市场游戏一样。但另一些人——他们的群体似乎越来越大——则不以为然，从康德、马克思到施特劳斯，甚至包括部分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及詹姆逊、丹尼尔·贝尔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权力的背后和权力运行过程之中的那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政治家的道德；以及“文化政治”等等。这其中，权力好像仍然是焦点，但却不再只是形式或抽象的权力概念，而是同权力者本身及其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特殊语境密切关联的活生生的权力行动。在此情形下，政治的焦点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作为权力主体的权力者及其身后与内心。

赞同这种新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念，并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努力开拓其言路和理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光谈论权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尽管不能不谈。权力是死的，只有权力的形成、把握、运用和制约才是活生生的。纠缠死的东西当然有史学的价值，也可以间接地启迪现实，但毕竟研究活的东西才能更直接深入我们实在生活的堂奥，一切关乎政治的学问和理论都必须首先 　　

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究竟需要“道德的政治家”还是“政治的道德家”？他的回答鲜明而坚定：“政治的道德家”只堪玩弄权术，博取个人的政治功名，野心勃勃而醉心于阴谋诡计，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反政治道德的，其所造成的政治权力之恶当然也是势所必然，大为有害的。文明理性的人类社会只需要“道德的政治家”，也只有他们才是人类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正当的代理者和管理者。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纯政治自律不足以防止权力之恶，那么，“以制度制约权力”也仍然只是防止政治权力之恶的必要社会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要对公共权力实施必要且充分的制约，除了纯粹的政治自律和制度他律之外，还需要政治家自身的政治道德的自律。

政治家或当权者的确是人类的政治精英，这是他们得以被挑选为公共权力代理者、管理者和行使者的基本条件。但他们也是人，同所有人类个体并无根本的区别。他们具有同普通人一样的肉体和心灵，但与我们普通人相比，具有不一样的能力——因此之故，他们在民主政治的自由选举中得以获胜而成为当权者，同时他们也具有同我们一样的自然天性和社会本质，包括优良的、无限潜在的和劣根性的、有限现实的。一言之，他们和我们都有着作为人类——作为自然生物和社会生物或“政治动物”——的善性与弱点。换句话说，我们的“有限理性”使得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自我约束，需要自我修养，需要道德伦理的规导。而且，由于政治家和权力者手中握有政治特权——这或许只能归于他们的政治幸运和道德幸运，他们还需要比我们所需更多的东西，不只是能力，还有德性、公共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以及必要时刻的政治牺牲精神。一般说来，当权者和政治家之所以能够登上政坛，获取或者被授予公共权力，首先也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还因为他们有过人的美德和意志，即是说，政治道德和个人美德本身就是他们成为政治家和当权者的一项基本的和重要的资质。这一政治道德资质——通常被称之为政治家的道德或政治美德——绝不仅仅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对权力者和政治家提出来的，而且也是作为他们所必须具备和保持的职业伦理要求而永久有效的。

或可曰：除了制度的约束之外，政治道德或政治家的美德也是政治家和当权者不可或缺的清洁剂，虽然说“政治脏手”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变成圣洁之手，但手脏了必须得清洗。假如马基雅维里先生仍然健在，不知道他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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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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