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什么是诗歌语言?所谓诗歌“语言”就是有机化、戏剧化的物象关系。语言能说出这世上没有的东西吗?不论简单化回答“有”和“无”,正确解答是,“语言”一直言说着这世上存在的东西,但“语言”自带的逻辑惯性又一直溢出着这世上没有的东西。 “语言”不是词语陌生化 物分阴阳老幼,词语分吗?所以我不主张在词语陌生化上做文章,因为词语与词语之间只是固定的有限的逻辑关系,只具有“意思”不具有诗性。假定把语言的故意解构模式算作创新,那么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黑就是最白的白”“活就是最死的死”情况出现,这只是一种投机取巧,是对语言的破坏,并未让人间多出点什么。 诗歌语言与公案语言 诗歌语言跟禅宗里公案语言有关系吗?我认为是没关系,因为公案语言只是一种“职业语言”,只为局限人服务,诗歌语言是普遍性的,为所有人、为人性服务。至于有人拿两者黏在一块企图往脸上贴金,我感到很搞笑,因为诗歌语言是理性的,是可以递进发展的,但“公案”语言却是非逻辑的,是不能发展的。“干屎橛”和“麻三斤”距离虽远,和诗歌声情并茂的比喻最终不是一码事,当一个禅师只要有思想、有悟性就够了,当一个诗人还要加上三分才气。因此“公案语言”一直是“波浪状”存在着,一直不能发扬光大,但诗歌语言一直在蓬勃进化着。 诗歌语言与废话写作 有人说“语言有意义,诗歌无意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无非“诗”是“言外之意”这句话的引申,他说语言有意义,无非是说语言总在言说世上存在之物,不存在之物语言是无法企及的,但诗歌总在言说着不存在之物。但这只是个擦边球游戏,它偷换了一个概念“语言”,把大众日常说话的语言和“诗歌语言”这个特指概念置换掉了。实际上当词语和语言作为对立面存在提出的时候,诗歌理论中所说的“语言”就已经是作为特指语言存在了,诗意并不一定是一大堆语言溢出的中心思想,单句语言一样能溢出不可言说性,比如那些一两句组成的微型诗等等。让语言“作废”,类似于拿掉肉和钱只留下肉味与钱声,这怎么可能呢?因此,这个特指语言和诗是不可分割来谈谁有意义无意义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就是诗。那么所谓“废话写作”充其量只是把一种省略所指只保留能指的口语诗定义为了诗的全部,把所有诗歌都弄成了“一句话”,或者说黑猫白猫与抓都不是诗,只有耗子是,只是玩了一把词语偷换诡辩游戏罢了。 误读的魅力 我始终坚信,最朴实的感性和最深刻的理性在一个交汇点上,这如同肯定和否定之否定离得最近一样,比如,每次大选前,看菜园老头跟最资深专家预测结果基本一样。因此,我始终认为对于诗歌而言,拘泥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贬义词,文化气和世俗气都不能各执一词,口语书面语之争都是无聊的口水游戏。那么,所有的好诗都必须建立在具备误读魅力的前提下,而读不进、读不通、晦涩、磕巴、不愿读都不属于“误读魅力”之内。 语言与细节 我越来越喜欢粗砺的东西,太过精致的东西往往只与词语有关而与语言无关,这类似于在物与物的砖头间抹上了过多的词语水泥,虽光滑却没了质感。但我也越来越喜欢细腻的东西,所谓语言技术就是把颗粒越打越细最后粘起来,那些晶莹剔透的细瓷花瓶就在此列,那么语言发展便和科技进步接轨了——分子时代逐渐被质子、中子、电子…时代取代一样。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这两句悖论就是,语言的质感是靠物体现的,语言的细腻是靠物像关系的微妙化处理来体现的,这些都与词语无关。 通感 “通感”是个破坏中国诗歌秩序的东西,在古体诗中由于格律的限制这只“小狐狸”还只能在笼子中露出一鳞半爪,“她”还是美的,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现代诗就不同了,由于形式上的自由,她可以随心所欲跳来跳去,这造成了诗力场的破坏和向伪叙述的滑坡,令现代汉诗仅浮于惑人耳目的初级造句阶段。几乎所有大批量使用通感的诗都造成了表达混乱,她令第五感和第六感的抒情掺杂不清,既取缔了抒情的严肃性,又为诗歌的具象化蒙上了一层遮蔽物。如有人把鸟声比作喙角低落的球体,但转而这个第六感的产物又转化为了第五感的炸弹去轰炸现实的大地天空去了。一首好的现代诗是不需要过分突出局部语言的“通感”的,因为好诗整体本身就是第六感的产物——潜意识直觉,是高于五感互通的,过分使用“通感”来取悦读者,类似于把一首诗割裂了,把它的一部分炫耀一样。 语言与旋律 对于诗歌来讲,“语能成势”就是最好的节奏,不可削足适履,如同书法家、画家的“飞白”,洋溢之美比清晰之美更具魅惑力!因此,凡过分斟词酌句以辞害意者必是小家。不借助大自然恢弘之力,诗人“单打独斗”又能几何? 共鸣 何谓共鸣?就是读者读起来像他自己写的,那如何让读者有共鸣?当然是---客观化!你像滴水一样溶解在诗中,把发泄的自由与冲动让给读者!因此,在无诗之时切莫紧张,与其盲动莫若呼呼大睡!睡掉主观性!让灵感的种子落到一片春眠不觉晓的处女地中,这多么美!! 气像 如果作家是人群中的一员,诗人则更类似万物中的一员,诗人如果不能借助到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力量,那么将失去与作家并列存在的地位。屈原、李白擅取“天象”,杜甫、王维擅取“地像”,白居易、辛弃疾擅取“人像”,我则始终在做着“三像合一”的尝试。 远与近 诗人的写作是个“越写越远”的过程,也可说是原因和结果离得越来越远了,中间空出了一段——“过程”。具体体现为:一是物象的时空跨度越来越远,二是是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之间的表面联系越来越远,前者可以体现为让一首诗有了一个更浑厚的背景和物象展示活动舞台,属于物质空间。而后一点,则体现为诗人的“胆气”越来越足步子越迈越大,体现为想象空间。如我曾给北岛改了首诗: 原诗为: 《生活》 网 我修改为: 《网》 生活 前者就是一个寻常比喻,用”死“说“活”,生活如网,读者伸手就够到了。而后者已不仅仅是比喻,是以“活”喻“死”,令主题的表达具有了不可言说性,最起码把读者想象力延伸了公里,亲爱的读者你能明白吗? 我手真能写我心吗?没那么容易!想象力和表现力之间隔着“技术”二字,因此诗人写作的过程也是“越写越近”的过程,往哪靠近?当然是写作者的内心深处!直到你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零距离时,你的写作才算仁至义尽了。那么,如何才能越写越近呢呢?路只有一条------不停地发现自己的写作难度,这个“难度”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而是你自己一点点意识到的,发现难度是上天给一个诗人最大的恩赐! “强指”与“共生” 余怒曾提出一门技术叫“强指”,意在把表面不相干但内在有联系之物强拉硬拽到一起,以达到指鹿为马的效果。我觉得仅仅有内在联系还不够,更主要的是依靠联系的有机性能产生“身体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共生”。 “共生主,义”者曾提到,因为彼此需要,一种事物寄生于另一种事物身上,或多种事物同时寄生于某种事物身上,慢慢变成了这种事物身体上的一部分,直到形成一个新的生物体。在我看来,诗歌就是一场“共。生”,物与物在词语粘合下互相纠缠到一起形成一个有机体,并有效成为了这个有机体身体的一个器官,它们的关系是互生、互动和谐存在的,你再也看不到作者的“主观判决”,只能看见这个有机体以一种生命姿态天然律动的痕迹。因此,一首好诗类似于一个能量组合体,诗学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力学、美学结构。 拒绝隐喻修就是拒绝个人化强制命名 于坚曾提出过拒绝隐喻,后从隐喻撤退,再往后又提出元隐喻、旧隐喻之分,在我看来这都不是拒绝隐喻的真正目的,因此,我发展为“拒绝隐喻修就是拒绝个人化强制命名”,也算给隐喻下了两条规矩:“个人化”和“强制”。所谓拒绝“个人化”就是拒绝远离了A和B的本质属性或可以延伸的具有隐秘逻辑关联的某种闭门造车,也就是拒绝只能自己明白却不能与别人分享,或者说必须经过作者的诡辩解释读者才能领会的那种隐喻。当然拒绝“个人化”并不是就拒绝掉了诗人的“个性化”发言,前者是针对整体与部分而言,是以偏盖全不完整的是想当然的,后者针对则是个性与共性关系而言,是相对成熟的完整的,是建立在隐喻物与被隐喻物有可互生的逻辑联想这一前提下。所谓拒绝“强制”,就是拒绝远离诗人要表达的那个“场”的规定性的命名,因为所有的隐喻都是假的,如果不能依托于诞生隐喻的那个场互为关系相互融合,它就是孤立的突兀的不具有诗性的,那么这个A是B的命名必然沦为了不负责任的词语游戏,就好比鱼离开了水鱼就死了,根本谈不上什么“鱼水之欢”了。 “自由”是一场灾难 所谓“自由是一场灾难”,我这样理解,在诗歌无用的时刻,作为一个清醒的诗人应自觉意识到,他始终处在世界文学史的约束监督之下! 看人下菜 某个鲁奖评委把评价好诗的标准定义为,“诗人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我说这是一句屁话,诗友们说我说的不对,因为它屁话都不如。首先,诗人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是诗人写出好诗之后才产生的,而不是发生在写出好诗之前,除非你是算命先生。其次,并不是说有创造力、影响力的诗人就一辈子写好诗,只能证明他曾经写出过好诗,评价好诗之前先看诗人的名头,这是典型的“看人下菜”。再次,此标准就等于说还没有产生影响力的无名诗人就失去了被评为好诗的资格,这是他妈的哪门子道理呢?由此联想到官方刊物的“官官相护”,某一诗人一旦在《人民文学》发一首诗,其他的有诗歌发表板块的刊物便上门约稿,一时间遍地开花,这样的“嗅觉编辑”是中国诗歌的耻辱! 好诗标准 好诗的标准应该由读者确立还是诗人确立?如果由前者确立它就是后天的、感性的、现象的、无序的、波浪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讲就和读者不进步有理一样,因为这些年读者对诗歌的审美几乎是零进步的,难道诗人就应该停下来不进步来乞求他们的感动吗?如果由后者确立,它应该是先天的、理性的、实质的、递进的,因为诗人自身既是读者又是实践者创作者。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有关于此的讨论全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进行的,还是那三个字“实用性”,也就是说中国诗人的写作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顾不上阅读诗歌的寻常读者共同完成的,远未到达阶段性成熟阶段。这导致了中国所有的奖项都是“有嗅觉没味觉”下的产物,鲁迅文学奖是,矛盾文学奖是闻一多、徐志摩等等还是。 繁殖 一切事物都有着理性的内核,诗能例外吗?诗当然也有着理性的性器!你打入它的内部它才可能为你生殖!因此,官刊和民间造奖贩子的表演都只是T型台上的时装展示而已,是一种“无性繁殖”,诗一直爱着真正同她做爱的人-----那是无人的小巷、黑漆漆的夜晚、荒无人烟的沙漠...一切适宜做爱有效抵抗时间的寂静所在。让那些对人好不对诗好的叶公好龙者,去分享表层的味道吧,而你埋在诗的果肉深处,独享着这种深处的味道,又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人品 对于一个编辑和评委而言,诗歌鉴赏力就是他的人品,在其鉴赏水准不能与时俱进的前提下,既使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也只是在认认真真做坏事罢了。因为对一个有嗅觉没味觉的人而言,“抓阄”就是最大的公平了。因此我对他们的唯一忠告就是,如果不能把诗歌当事业而只能当成工作,还不如趁早改行,一个诗人(或者曾经是诗人)不应该让晚年活在一种无用的忏悔与赎罪中——那是上帝对一个诗人最大的惩罚! 远离诗坛,亲近诗歌?可能吗? 中国诗歌三千多年了,你见过一个和尚道士成为大诗人了吗(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做到远离诗坛)?事实证明没有。即便因苏东坡而出名的优秀和尚佛印,也只是因与东坡有点瓜噶,留下了几句小聪明的诡辩诗而已,至于其他人就更不行了。即便从小好佛的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曾几度想出家,但因一旦出世便诗兴不在,还是屡屡被诗坛“勾搭”回来。 那么如今的诗坛又是什么呢?无非两部分——官刊和网络(民刊也属于网络的一部分),这两个“诗坛”你都远离了,又能到哪里去证明你自己呢?前几年还有些不上网的平庸诗人借助官刊的门面做大肆意攻击网络诗歌不是诗,他们吵吵远离诗坛无非就是远离网络,而今官刊江河日下平庸之极,除了争取网络诗人这一最大的客户群体外,似乎没了别的好道可走,这部分靠伪乡土诗出名的伪诗人过几天就没了。那么,还有哪个靠官刊捧出名的假清高诗人敢出来喊一嗓子说自己是个优秀诗人呢?现在看他们的能水还不足于支撑他们的自信。毕竟,诗坛的前进是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群体实践的,一个远离诗坛的诗人去统领潮流是可疑的。我倒觉得一个成功的诗人仅仅深入中国诗坛还不够,还应该深入到世界诗坛的中心地带,否则不但亲近不到诗歌,弄不好还会和诗歌说88。 作者退场? 罗兰巴尔特提出的“作者退场”,只是人为把诗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创作前的构思,另一部分是正式进入写作过程后,他特意省略了前半部分的“主观性”来有意夸大后半部分的客观性,因此只属于写作技术范畴并不属于思想范畴,只不过是争夺眼球的三流的小聪明而已。对于诗歌而言,没有“整体性”谈不上映照性,你可以把猫看成老虎或者豹子,但把大象的腿比喻成大象就是柱子,大象的肚子看成大象就是墙,就无任何意义,因为它杀死了诗歌的“生命”,由诗变成了“尸”! 前无古人与后无来者 对于诗歌,“前无古人”可能是个褒义词,但“后无来者”可能是个贬义词,说明这是个“怪胎”不具有繁殖能力!但后者往往都是伪先锋们的最终归宿。 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 所有写不出好诗的理论家都可视为南郭先生,因为如果他的理论是有用的,干吗不能指导自己的作品递进呢?这和那个“自相矛盾”的典故一样。至于那些为证明某种理论的写作也是一种为写作而写作的观念写作而已,只具有研究价值,不具有审美价值,只具有学术价值不具有艺术价值。 “自娱自乐”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对诗人而言“自娱自乐”纯粹是句美妙的谎言,首先,写作的灵感可遇不可求,不是你想“娱”就能“娱”的,灵感之花需要你新鲜的血液浇灌才能开放。其次,对技术的轻视将导致你无法令写作抵达你的内心深处,你的快乐还是浅层次的。第三,除非你写完贴到自家墙上,否则读者对你“不完美”地挑剔,和从你身上抓虱子感觉差不多,你还是不能自乐起来。因此,还是主席说得对,诗间正道是沧桑! “以小见大”与“以大见大” 对于诗人,“以小见大”只是一场美妙的幻觉而已,当然了你可以把天空与大地与手心与手背的距离都解释成无限远,但前者是建立在“可感到”前提下,后者只建立在“诡辩”或“显微镜”存在基础之上,只是对难度消解所做的一个廉价籍口而已。对于诗歌写作而言,“以大见大”是绝对的,是大道通天,而“以小见大”是相对的,可遇不可求。前者以大气象感染人,后者以小聪明迷惑人。因为对于不能形成“气象”的诗,既是思辨再深刻,也只是最终沦为哲学家的孙子而已,因此我只能把它们归入三流,在我眼中博尔赫斯和沃尔科特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诗人。 代言人 首先声明,我不是“人民”的代言人,在人民日渐强大,万物变得弱小前提下,我选择做万物的代言人,等到人民占领了了月亮,我选择做月亮的代言人。 “撞线” 我一直反对“诗是个瞬间的东西”这种提法,按照物理学来说这好比说有人即省了力又省了功,但这是不可能的!假定这首诗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一个奔跑着和一个原地踏步者接到的概率是一般高吗?因此对那些神来之笔,我宁肯视为是奔跑者一次成功”撞线“! 缝 在当今诗歌无用、天时不在的情势下诗人当何为?如果不想过把瘾就死,那就默默无闻地做一根绣花针吧,把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断裂,一针一线缝起来,也算不枉此生! 成熟 诗人写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是意识到一首诗的“身体性”,而诗人写作的疲软,则来自记忆力的衰退!也可以说他能意识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屈原之死 屈原之死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诗人的死,而是华夏诗魂的魂飞魄散,因为自屈原之后,封建统治者逐渐采取了“以文治文”的策略,尤其汉武大帝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文人的统治可谓“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文人的脑袋逐渐由开放式转化为封闭式,令诗歌逐渐沦为了“小文人诗”,或者说屈原之后中国诗歌一直是“小文人诗”的发展史。因此,即便拿古诗跟西方诗歌相比也是“一绝”跟“一杰”的关系,也就是罗成跟李元霸的比一样。 官刊应该有“风格”吗? 有我坚决反对各大官刊所倡导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化写作”,一来这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宗旨,二来,艺术潮流从来都不是几个人能掌控的,任何人为地想当然操纵都是费力不讨好,如昌耀、海子、朦胧诗都曾是他们刀下的“冤魂”。三来,从目前中国官刊编辑队伍看,他们还不具备为中国诗坛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直接导致了诗人抒情能力、立言能力的丧失,可“识别性”特征的降低,好几万人黑压压一个腔调沉溺于婆婆妈妈的叙事中,反过来他们还怪罪诗人无才写不出北岛顾城那样的惊世好句,其实罪魁祸首正是这些妄揣圣意的官刊主编和所谓的知名评论家门。有一个词叫“乱揣圣意”,在人民对诗歌不感兴趣的时候,“人民”不自觉地成为了“圣”,官刊总以为把那些肤浅的、直白的白开水奉上就能俘获圣心增加它们的发行量,其实那是不可能的,杜甫写出了 真假“70后”之争 近来市面上争得沸沸扬扬的“几十年代”之争,在我看来就像争个屁一样,写不出诗歌的人就喜欢玩噱头,很多人未满四十不写了,很多人四十岁刚开始写作,有的不到30就死掉了,有的能写到90岁才见迟至的醇熟,单靠一个年代来划分有个屁的意思?官刊那些年代大展是个屁,民间离开文本弄噱头也是屁。哈哈,实在要分类我就把自己剪掉12岁自觉归入80后得了,一来,我喜欢被人说年轻。二来,因为我停笔12年,当然自减十二岁,这叫实事求是嘛,不过估计他们也不愿意要我,呵呵。 诗性本恶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只是建立在题材选取层面上,我提出的“恶的发酵”功能是建立在诗歌艺术表达层面上,是指原因和结果之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的距离最远”,那段距离正是诗人要呈现的“空间感”。而从美好到美好只是从绿叶爬上花朵这么简单。 骄傲与谦虚 诗人最骄傲的时候是他怀着一首好诗的时候,最谦卑的时候是他把把好诗完成身体空空如也的时候,最焦躁的时候是他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是否怀着诗歌的时候,最可怜的时候是写不出诗歌讨好大家的时候。因此,有人桀骜不驯时,我一点都不生气,朋友,珍惜被诗神附体的时光吧。 永不争中国第一,永不作中国第二 我这句意思不是要要做第三, 而是说,不接受中国诗歌活动家们圈子内的排行游戏,当然,作为一个圈外人士,那也是争不来的。但是,我也毕生不接受他们的评判标准,我始终在向我心目中那个第一的位置靠近。
写一首好诗造一级浮屠 何谓技术?就是让每一个人造的东西看起来都像天然的,非那样不可!技术是为和谐服务的,而和谐就是“美”!诗歌技术有多少种?不多不少万种,不过前提是踩着这一首的肩膀才能发现下一首的尾巴。技术即是被掌握也是被发现。少一种技术,一种题材最好的表达形式便消失。 “物”和“无” 中国人很喜欢修改西方大师的格言警句来为我所用,按理说此举很大胆很无畏很令人感动,但遗憾的是大多时候是狗尾续貂,把一句好端端的理性体验弄成了感性的作秀,这类似把一个物修改成了“无”,看起来同音却啥意思没有。如:艾略特有一句话,“第一流的诗人,不是语言的主人,而是语言的奴隶”,有些中国诗人觉得奇怪,干吗做奴隶呢?做情人或者主人不更好吗?于是想当然地把这个“奴隶”给换成了情人或别的什么。 其实这句话分成了两部分:1,第一流诗人,也就是说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把诗歌当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奉献终生并且达到了极深造诣的诗人。2,奴隶的含义。无非是“服从”和“自
由”!诗人必须无条件服从“语言”(当然这个“语言”指的是具有神性的特指的诗歌语言),“诗人”这一称谓才得以存在。在“服从”中诗人是时时刻刻受到语言的“折磨”的,面对这种“折磨”诗人必须有种心甘情愿的宿命感。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词----“自由”,诗人的创造一旦成为“语言”它便已不再仅仅是你自体的“分泌物”,而是属于整个世界所共有,成为世界语言艺术这个“大有机体”身体的一部分,是必然受到这个“大有机体”内在规定性制约的。 至于非一流诗人自然把“语言”当成什么都行,艾略特自然也不会与你争辩什么,因为诗歌并未成为你一生追随的宿命。但你虽然可以随意阐发自己的观点却不可在这句话基础上随意修改,因为这句话一旦修改本意自然就不存在了。比如你的所谓“情人”是可随意更换的,但“语言“这个“奴隶主”一旦更换,“一流诗人”这个“终身制”身份便不存在了。 艾略特还说过一句话,“做人应该张扬个性,但作诗应该逃避个性”。有些中国诗人想当然地把这句话修改成了“低调做人,高调写诗”。呵呵,可以说蠢得可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艾略特这句话前半部分意思是说,诗人的“本质属性”就是性情,这种敏感张扬的天性决定了诗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也保证了诗歌源源不断地能量供给。“逃避个性”是考验诗人把个性化体验转化为普遍真理的能力,因为诗人是自然万物的代言人,是为整个自然界写作的,而不是某个人群和圈子服务的。一旦修改为“低调做人”,让诗人成为了明哲保身的社会人老好人,诗人的天性便被扼杀了,试问一根麻木的神经又如何感知到神谕呢?而一个如鱼得水的社会活动家又怎么感受到社会的碰撞所带来的伤害呢?没有了伤害,诗歌的养分又如何来呢?而一个逆来顺受存在即合理的沉默者又如何谈得上担当精神呢?而让一个低调之人写高调之诗这除了违背天性撒谎外,事实上也规避不掉什么风险,因为形成文字的东西更是文字狱的最好证据,可见这句修改也只是一个搞笑的恶作剧而已,和全人类的老实人都能成为诗人一样可笑。 最终诗歌会成诗人品格的一部分,也可说诗与人合一是诗人的必然归宿,把诗与人分割只是某些非诗人一厢情愿的事。首先,从远处看中国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留存下来,屈原、李白、苏轼等大诗人没有一个做人是低调的。从近处看,牛汉、黄翔、北岛等优秀诗人也不是低调的,否则他们也用不着经历那么多挫折甚至流落异邦了。因此,我倒觉得对于诗人尤其80、90后诗人,能折腾多大就折腾多大,成功了,恭喜你!因为在诗歌无用时代,你们又令麻木不仁的群众又瞟了一眼诗歌,你功不可没!失败了,也恭喜你!你又为自己诗歌创作积攒了能量,并且还预存了一笔叫“悲愤气”的存款!所以,这种蠢话更适用于过去官刊从老实巴交的矬子里拔大个的历史,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为发表而写作的平庸诗人,那就遵从于你自己的内心,率性而为吧。 诺奖获得者希门内斯还说过一句,把自己的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有些中国诗人想当然地修改成了把自己的诗歌献给有限的大多数,也是幼稚的好笑。希门内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少数人”说的是诗歌艺术的本质,也是“贵族诗人”这一称谓存在的前提。“无限”有两层含义:首先意味着时间上可传承性,也就是他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检验流传后世,今天可能是少数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少数人”在无限地膨胀中。其次,“无限”意味着空间上的无限延展性。诗人是世间万物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西班牙的,是可以冲破空间的局限的。而一旦改成“把自己的诗歌献给有限的大多数”,那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根本不具备与时间抗衡的能力,只是即时性的过眼云烟而已,他就没想着为后人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不具备空间上的延展性,他写的东西只是为某个小圈子服务的。而且,最可爱的是他自认为自己写的东西不是诗歌艺术,而是大众人人可以接受的小品或别的什么。既然如此,又何必修改希门内斯这句大师名言呢?这种互文除了自曝其丑还能证明些别的什么呢? 里尔克在给青年人十封信中曾有一句让青年人尽量少写爱情诗的提法,有些中国诗人想当然地认为里尔克这句话是错误的,反而号召诗人多写爱情诗,也是搞笑透顶。因为里尔克那句话是写给初学者的经验之谈,并不是针对所有诗人的。人所共知凡是诗歌写作者几乎都是从爱情诗开始的,也可说爱情诗几乎成了初学写诗者写作题材的全部,那么让他们尽早从这种“千篇一律”的写作模式中冲出,努力尝试新的题材,无疑是事半功倍之举。如此时你再鼓励他写爱情诗,这和浪费他的时间耽误他的前程有何分别呢?因为此时他除了写爱情诗还没学会写别的东西呢。 原创 什么是“原创”?不是你关起门来写的东西就是“原创”,假定你用的思想是前人的、物象词语也是前人的,但你又毫不知情,又怎么谈得上“原创”呢?因此,原创只属于那些对诗坛(包括国际)上下五千年总体了解的诗人,从这点来说,不读名著真的是件危险的事。辩论 世界上所有的辩论都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范畴的,类似于你和昨天的你辩论,他和明天的他辩论,另一种是空间范畴的,类似圈子里面的和外面的辩论,山上的和山下的辩论。因此,在时空有效转换促成最佳论战契机之前的所有辩论都是无意义的,很多时候的辩论就如同把自己经历过的向那些没经历过的人展示一样,这种自我展示很讨厌,因此不辩。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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