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茗玉树警察少女和狗

文章来源：后天性无眼球发布时间:2018-10-28 13:54:13 点击数：次

（刘作军画）

警察、少女和狗

我们已经出发，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但我的心一直悬着，忐忑不安。临走前曾经给王头打过电话，说明了情况的危险。但王头说，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谁不期盼叶落归根？尽快把人送回家，让他在辞世之前见见父母和子女，最后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岂不是好事一桩！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又不能违抗头儿的指示。

医院出来，在高速公路上刚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不对。他脸色蜡黄，张着口呼吸。我给他吃了一些药，不见好转。我当机立断，电话请示王头后下了高速，医院，看了急诊，买了氧气袋，还给他买了一袋牛奶和几个水果，试图安慰他的紧张。也许是氧气发挥了作用，他的胸脯不再剧烈起伏，呼吸逐渐平稳。汽车又返回高速，背着太阳朝他的家乡飞奔。

路上，他和我说起了他的家人。听得出来，他最牵挂的还是他的女儿。

“该上初中了！”他自言自语。忽然，又莫名其妙地说，“黄儿”还在吗？说完就陷入沉思。同行的其他几个狱警，谈笑风生，闲聊着某看守所发生的“躲猫猫”事件。而我此时却没有聊天的心情，不时看看他的脸，生怕有什么新动静。他也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也许在为自己能够回家感到喜悦。总之，他的脸多阴转晴，情绪平稳了许多。我问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他说有过联系，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不接电话了。也许是换号了。

他是因为诈骗进来的，说是为了挽救公司资金链断裂，“借”了好多钱。但他回天无力，公司倒闭了，他也锒铛入狱，被判了6年。在里面，根据他曾经从医的经历，被分到狱内卫生所陪侍病人。没想到，自己却病了，咳嗽不止。医院，刚开始诊断为肺结核。然而，不久病情急转直下。等到确诊，已是肺癌晚期。后来联系家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监狱正和当地司法局联系中间，医院下了病危，说恐怕时日不多了。监狱开通绿色通道，决定送他回家——这就有了开始王头的安排，有了我们这个押解小分队。队长由刑罚科副科长担任，连我这个医生和司机一起，共有5个人。

说话间，汽车进入他家乡所在地——久安市，正碰上修路。按计划下午5点就能到家，结果在城里绕来绕去，直绕的晕头转向，天色变黑，才找到出路。

（刘作军画）

找到那个小山村时，已经是晚上9点。在村长带领下找到他家，破旧的街门打开，首先扑出一只黄颜色的老狗，“汪汪”叫着。紧接着，走出一个老太婆，一个小姑娘，两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后来才知道，这分别是他的母亲、女儿和兄妹。

妹妹嘴快，说，“人呢？”我们告诉她在车上。母亲、女儿和妹妹就走到车跟前，黄狗也紧随其后跑过去。他被众人一连串的问话问得张口结舌，说话少气无力，眼里流出浑浊的泪花。

一看病人是这个样子，下车都困难，母亲和妹妹不高兴了，嚷嚷道：“啊！你们这是看见不行了，把死人给送回来了哇？”

边说边下了车，说，“你们继续关得哇！”

我们想解释，她们只顾嚷嚷，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只有女儿和那只黄狗留在车上。他想抱抱女儿，女儿似乎很不习惯。他就抬起手抚摸着黄狗的头，叫了一声“黄儿”，那狗就朝着他轻轻地吠，用鼻子不停地嗅着他的脚和腿，还用嘴咬着他的裤管，撕扯着似乎想把他拉回家里。

（刘作军画）

这时，队长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书，让家属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领回家团聚了。母亲和妹妹返回去，和那两个始终站在门口无动于衷的汉子商量，然后折回来问，

“他又不到期，为什么送他回来？”

队长说因为他病了。

“病了？医院送回家来干什么？肯定是你们把他打坏了，好端端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

这时，邻居们都出来看热闹，一起嚷嚷着。听见有人说，这分明又是一起“躲猫猫”嘛，监狱哪有那么好心？一时间，车跟前聚拢了好多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妹妹过来把小闺女拉下车，说，“他们把人闹成这样了，他们不管，咱也不管！”

车上只留下那条“黄儿”，紧紧地依偎在昔日主人的身边，时不时朝着我们叫几声。姑姑和众人的话，似乎给小闺女壮了胆，她突然就像疯了一样，跟着姑姑一起，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其他人也在旁边冷嘲热讽。恰在这时，村里昏暗的路灯突然熄灭，混乱中有人向警车投掷石块。“黄儿”更大声地吼叫，引发村里的狗儿也一起狂吠，似乎在为它们的主人呐喊助威。

场面一时乱成一团。黑暗中，我的心不由一阵紧缩，担心着会不会有人趁火打劫？会不会把警车推翻？会不会围攻警察？如果有人动手，我们该不该还手？

（刘作军画）

我试图找到村长，这是他的地盘，但人早已不知去向。就问那些一直不言语的人，他们诚实，说黑灯是因为村里规定，10点了。

“你们听我说……”黑暗中，队长大声想向大家解释，但声音被更大的声浪所掩盖，噪杂声中，他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他无奈钻出人群，站在僻静处电话请示王头。王头指示找当地公安和司法。但电话打通之后，对方不置可否。再打王头电话，依旧坚持让送下病人。他反复强调，这是好事，只要解释清楚了，家属会理解的。不要慌！你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情况。这时，我用手机灯光观察病人，发现他的表情再次发生变化，虚汗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滴在“黄儿”头上。也许，他也意料不到家人竟然不肯让他回家。

见状，我们再次和家属协商。我还趁机想说服家人，回家给他做点蛋汤，让他舒舒服服睡一觉。妹妹又爬上车和病人咬耳朵，咬完耳朵就提条件，说，“留下也行，必须赔偿。”

我问多少？她说40万！40万？吓我一跳！可是她却说得有理有据。

“既然住了牢，就是公家人，监狱理应给予赔偿。什么不需要花钱？治疗费、陪侍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没有40万怎行？”

后来见我们说做不了主，也没有这个先例，就要求马上送病人住院治疗。

电话再次请示，王头依旧坚持放下。但家属不签字也放不下啊。我看病人身子越来越重，几乎全部靠在“黄儿”身上了。就告诉王头，再这样下去，病人有性命之忧。家属光顾吵了，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回家给他做点饭吃。母亲一股劲埋怨，是公家让他妻离子散。两个哥哥连车身也没挨。妹妹一直在讨价还价，她说一句，小闺女就跟着说一句，凶起来的样子，姑侄俩一模一样。

王头在电话那头沉思片刻，说，那医院吧。

汽车即将出发，“黄儿”被请下车，家属被请上车。汽车在前面跑，“黄儿”在后面叫，一直追出村外，才在姑姑追赶下恋恋不舍地返回村里。车子走出好远好远了，寂静的夜空还能听到狗叫。在茫茫夜色中，医院，我们急忙挂了急诊，请来最好的大夫。

大夫看过病人，医院的诊断证明，就对家属说，“病人已经是这个情况了，还是回家休养的好，想吃什么给吃什么吧。”家属一听急了，说“你们这分明就是串通一气，怕花钱，不想给治疗。”

妹妹质问大夫，“医院吗？懂不懂救死扶伤？”

大夫也火了，和她大声争辩。这时我注意到，病人一听大夫说自己是肺癌晚期，原本坐着，身子突然就瘫了，胸脯又上下起伏不停。小闺女拉着他的手，眼睛却瞧着姑姑和大夫吵。这时我出面和大夫沟通，说已经到了你们这里，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大夫问费用谁出。我说监狱出。大夫又说，进重症监护室要花不少冤枉钱。我说，不怕！该花也得花。大夫开了住院单，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办过缴费手续，仅门诊这一阵已经花了好几千。也顾不上钱多钱少了，我们推起担架车就把病人送进重症监护室。病人进去没有多久，有个护士出来说，没了！

（刘作军画）

没了？！家属的诧异写在脸上，但看不见她们脸上的泪花，她们的眼里只有愤怒。她们此时并没有哭闹，包括母亲。也许这几年，她早已被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伤了心。女儿也不哭不闹，反而镇静下来。也许对她这个年龄段来说，死亡还是个模糊的概念。妹妹只是不停打电话。不久，两个哥哥和其他一些亲属赶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说，“不能放他们走！”

我们说，“人死不能复生，咱们还是安排后事吧”。

几个家属耳语后就说，“行！先送殡仪馆，买上装老衣。”

我说，“刚才花了那么多，手头没有带那么多现金，你们先买，完了监狱按规定报销。”

大哥黑青着脸说，“不行！”

二哥握紧了拳头，眼里喷着火。

妹妹说，“人活着不给治，死了也不想管，没门！”

死者为大！我们忍着。好在队长拿着信用卡，在给王头打过电话得到许可后，在家属“护送”下赶往附近自动取款机取款。

等到把尸体安排到殡仪馆，还有一些衣服，家属嫌殡仪馆提供的不合适。街上的店铺早关了门。队长说，累了一天了，咱们先休息，等天亮了咱们再买。家属坚决不同意。我们就这样在殡仪馆僵持着。忽然，我看见远处跑来一条狗，很是眼熟。我还在纳闷，小闺女就喊了起来：“‘黄儿’！‘黄儿’！”“黄儿”就碎步朝这边跑来。小闺女一把搂着“黄儿”的脖子，互相深情地对望。

很快，天亮了！我们按照监狱和家属的要求，一会电话求援当地公安和司法，一会买衣服、供品和香烛。为了一双不带皮底的家做鞋，跑遍了城里几条街才买下。家属不停地提要求，我们不停地请示。这件衣服我们说太贵了，那件衣服家属说拿不出手。请示，协商。协商不成再请示。翻来覆去，一天的光阴大部浪费在磨嘴皮上。

（刘作军画）

天，阴沉着脸，不时下一点小雨。秋意更浓了，有黄色的树叶从树上飘下来。很快，夜幕再次降临。队长说，累了两天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年轻，怕累着老人。妹妹说，那我们跟你们一起睡。他们不放心，怕我们跑了。司机就说，医院。没有汽车，我们想跑也跑不了。家属也许是困了，勉强同意了。

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已是深夜。打电话汇报完情况，几个人很快进入梦乡。队长在睡前怕电话吵，特意关了电话。

连续忙了两天，大伙都困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九点多，我才醒来。队长揉一揉惺松的睡眼，医院，说他们吃了饭就去。我一医院，不见其他家属，只剩下老太婆和孙女在。

老太婆一看见我来了，紧走几步，在医院大门口，抱住我的腿就坐在地上，大声哭闹：“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哭声引来许多路人。我动弹不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好在医生不用穿警服，否则这人丢大了！我只有好话安慰，但老太婆就是不听，说“你们说话不算数，是不是想跑了？”

我说“跑什么，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她就又责问我，“那其他人躲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问题，夹杂着方言土语。她的话我听不太懂，我的话她也似乎听不太懂，两个人实在无法交流。我只好求助于她的孙女。小孙女翻了翻白眼球，不愿理我。后来小闺女总算愿意帮我翻译了，但无论我说什么，老太婆反正就是不松手。

（刘作军画）

一开始还有看热闹的，后来见没有什么大动静，天上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人们就散了。昨晚就有雨，不大，但地上湿漉漉的。我说大娘，地下湿，小心着凉，你还是起来说吧。她不听，不时用三角眼看看我，反复就问一句话，你们打算怎么赔？我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咱们可以回监狱说。

老太婆说，“到了那里，还不让你们卖了我？”

我生怕老太婆坐在潮湿的地上生病，如果老太婆再生病，怎么办？我环顾四周，除了她的孙女，不见其他亲属。我想，他们这是把宝压在这一老一小娘俩身上了。经过反复劝说，老太婆终于同意坐到警车上去。

就在我被困住的时候，队长一直打电话，和王头商量对策。王头让当地警方出面，但始终不见警方来人。医院的保安倒是过问过，但一听说是监狱的事，就借口走掉了。

队里其他几位队友，心想自己是来押解罪犯的，现在罪犯死了，剩下的事与己无关，迟迟不肯起床。队长在电话里一直求援，但远水不解近渴。王头要我们坚持。我早饭也没有吃，就那样陪着这一老一小。

我说我去吃点饭。老太婆说，“不行！我们也没有吃。”

我说我去给你们买。她说，“不用你假惺惺。”

后来我实在尿憋的不行了，请假上厕所。老太婆还是不准。你一动，她就赶紧抓你衣服。后来我就忍着，并试着和他们交流，给他们讲病人发病的前后经过。他们惊讶地听着，眼里露出疑惑的神色。但看得出来，气氛慢慢在缓和。我趁机提出去厕所，并且做了不跑的保证，还提出让孙女跟着。我说我这么大年龄了，跑不过你。终于获准！我上完厕所，走到门口，一阵轻松，就童趣顿开。我假意要跑，小闺女就在后面追，我和她玩起躲猫猫。我躲到汽车后面，躲到大树后面，很快就会被她发现。我三跑二跑，又跑回男厕所，她就在厕所外等着，一脸焦急。我露出一张鬼脸，嘲弄地朝她笑笑，她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双手叉腰，气呼呼地站在门口，随时准备把我抓获。她的小脸，因奔跑而呈现出桃花样的色泽；她的眼里，分明带着小孩子的淘气。我突然想起前天夜里她气势汹汹的摸样。我又一溜小跑，跑到超市。小闺女追进超市，站在出口，用挑衅而轻蔑的眼睛盯着我，仿佛在说，看你给哪里跑。

（刘作军画）

我不想跑了，我饿了！我问小闺女，你喜欢吃什么？她不说话，怪怪地看着我。我就给自己和老人买了几根火腿肠和面包，给小闺女按照我女儿的口味给她买了几样小食品，有甜点，有巧克力，还有泡泡糖，酸奶等。她和我女儿一般大，都是刚升入初中。她也懂得害羞，开始不好意思拿，后来顶不住我坚持给，她就拿住了，反复看上面的说明。我估计有些东西她肯定没吃过。她本来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闺女，怎么那天像个小泼妇？

回到车上，气氛更加缓和。我问起她们对儿子和父亲的记忆，老太婆唉声叹气，小闺女一脸茫然。仔细询问，才知道他的家庭这么复杂。在进来前，他已经离异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辉煌的时候，医院辞职，和朋友一起搞了一个小公司，做土特产生意，发了一笔小财。也许是变阔了看不起昔日的糟糠，也许是性格不合已经到了分手的地步，总而言之，第一任老婆留下这个女儿走了。不久，他又娶了第二任，结果还是过不成。就在出事之前，第二任领着还在吃奶的儿子走了。因此，说起他，老太婆只有叹气的份，小闺女则一脸茫然。

我问起她的生母，“和你有来往吗？”她摇摇头。我又问，“平时你和谁在一起？谁最亲你？”她瞅一眼奶奶，仍旧不说话。我接着问，你知道你父亲因为什么进去吗？她还是摇摇头。我再问，“为什么不去监狱看看你父亲？”她看看奶奶，仍旧不说话。

我说，“其实你父亲是非常想念你的，在路上还提起过你，说他入狱时你刚上小学。”她脸上似乎有些动容，但依旧不声不响。不说话的时候，她就两眼发直，仿佛进入忧郁的状态。看着她的样子，我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母亲去世的日子。我的眼睛有点潮！

其实我还想告诉她，你父亲为什么临死还要你们问监狱要钱，因为他想赎罪。也许，他早已知道老天要判处他死刑，所以他在临死前还企图给儿女挣上最后一笔钱。他也算是有情有义的父亲了，但是不知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做，把自己年迈的母亲，青春期的女儿放到了怎样的境地？唉！小闺女，你还太小，你应该有顽皮的天性，应该会撒娇，应该有烂漫的笑容。可是你没有！因为你还小，所以好多事我不想对你说。如果能因此改变你的命运，我倒是情愿你们如愿得到40万。可是事情不由我。你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好打发这无聊的时光。

好不容易等到她的姑姑来了，丢下一句话，这一老一小就跟着你们过了，反正也没有人养活。好像死者生前尽了多大的孝道、贴补了多少家用。据小闺女说，她的学费是村里到乡里争取到的免费。她姑姑还说，村里一个民工，因工伤事故死了，国家陪了40万。见我不说话，又说，真的！怕我还不信，就把赔偿的具体过程说了一遍，话里话外，无非是想说，只要主家坚持，国家最后会松口的。她说，国家这么大，哪里剩下一点，就够老百姓过一辈子了。她看我年龄较大，以为我说话算数，一会好说，一会歹说。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按照王头的安排，开始了“攻心战”。不管她们言辞如何不近人情，我们始终不发火，不动怒，温和地给她们讲道理，并为他们安排了食宿。

她们也不怕我们跑了，心顺时，还会和我们拉拉家常。但每一天的中心议题，除了要钱，还是要钱，数量也由40万降到20万，说不能再低了，否则邻居也会笑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默默地听，然后给王头打电话。她们后来也看出我们不做主，就央求我们替她们说好话。我们为了不至于再弄僵，也始终在替他们说着话，甚至跟着她们骂骂街。有个民警想媳妇，住的烦了，不吃她们这一套，就板起面孔讲道理，言辞激烈，甚至说着说着，义愤填膺起来！她们就急，老太婆的眼珠子都快急出来了，然后哭天抹泪，寻思闹活，躺在地下装死。几个中年人，就一跺脚，赌气走了，临走说，“一老一小可是完整交给你们的，有个三长两短，哼！”她们掉屁股一走，剩下一老一小就不吃不喝，装病闹绝食。于是我们再说好话，让那些嘴硬的狱警走远一点，省的人家看着心烦。

最佩服队长了，不愧是队长，每到关键时刻，一口一个大娘、大姐，要不小妹，嘴甜的比对他的情人都要甜。老太婆发作一阵，就在队长的呵呵笑声和甜言蜜语中泄气了。而小闺女总是抵挡不住食物的引诱。放下的食物，她们一直偷偷在吃。

后来，当地司法出面了，调解了几次，无奈对方始终不降价。王头就让我们耗着。耗着耗着，妹妹说，看你们也不主事，我们请律师告你们。一听说要请律师，我们高兴了，律师毕竟是懂法的人。

律师来了，一开始慢条斯理，一条一条地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仿佛万也顶不住。他很忙，听了家属的片言只语，就以为又是一个“躲猫猫”事件。等到我们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说了，他恍然大悟，反过来替我们做起了工作。好在律师是他们自己找的，所以也没有怀疑我们串通一气。但律师的话他们听不进去，说要直接去法院告。后来又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告了，把一老一小交给我们了。这里又只剩下一老一小。小闺女有时会拿起课本，可是眼睛直勾勾地分明看着窗外。

就这样又闹了二天，看看闹不成个结果，就说要去监狱闹。我们也想回家了，就说，车拉你们去。临走，她们又不走了，但也不拦车了。熬过了七天六夜，我们总算启程返乡了。

汽车驶出久安市区，耳边忽然响起“黄儿”的吠声。回头瞭望，不见“黄儿”的踪影。刚想闭眼休息，“黄儿”的吠声又起，声音弱弱的，好像远在天边。唉！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听觉过敏。

过了几天，在监狱办公大楼又遇见了家属。一老一小看见我，脸上明显带着笑。那是一种善意吧！在监狱住了几天，最后拿了几万元走了。我不知这几万元能不能落在一老一小手里，只是觉得经历过这么多，小闺女长大了吧？我倒是宁愿她永远不要长大，她那张毫无城府的脸，笑起来还是蛮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