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没有共识的新诗一辩nbsp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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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思考诗歌正在确立什么样的证词来见证我们这个世纪，尽管我明白，我们仍然浸染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的判断也就应预先被评估为不确定。

——切斯瓦夫·米沃什

诗歌之所以继续挺身而出，乃是为了捍卫个人心灵的声誉和权利，发出无法被意识形态话语、传媒话语、科技话语所稀释和压抑的声音。

——陈超

一百年的汉语新诗仍然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共识”机制和“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文学史？而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社会和公众却是率先对诗歌发难，诗人之“原罪”何以发生？

围绕种种诗歌外围的社会学争吵、新媒体爆点和公众狺狺的攻讦，我们却又必须为新诗的合法性一辩，应对诘难。尤其是面对着自媒体空间产生的“新现象”，再加之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老问题”，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诗歌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人们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如果你指出“诗歌到语言为止”，那么米沃什却认为诗歌必须是“时代的见证”；当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后来的哈罗德·布鲁姆）说诗歌永远不参与政治、永远不对社会负责时，不仅遭到当时迈克利许等诗人的严厉批评，而且中国的“诗言志”传统也一直薪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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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在一个精神涣散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非议，不断被舆论和道德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

专业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做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因为“诗歌在太多的时候被比喻成其他东西：时代的声音，文化的触须，政治的鼓点，民族的心跳，性别的面具，道德的盾牌”（王敖：《读诗的艺术·序》）。“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对于中国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于西方是“轻体诗”与“英雄史诗”）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诗歌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甚至像拜伦同时代的诗人，有不下百人认为自己是当时最伟大的），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类似情况从来不会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而无论是西方的“水仙”还是中国的“屈原”，诗人在原型和人格上都被指认为是不健全的。“诗人”有某种特殊的天性，“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米沃什）。而这种天性在诗歌之外的日常语境中就成了根深蒂固的“痼疾”。这是否意味着在众多的文体中只有诗歌要去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不要轻易认为“大众”就代表了真理，大众所构成的“阅读民主”既可能是一种观察角度，也可能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态度而成为偏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一定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炒作出现的。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公信力，这二者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很多时候，大众对诗歌的印象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但最终都会使得那些专业的诗人、读者和评论家们灰头土脸，一怀怅然。这恰巧印证了当年库切所批评的在“新批评”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学派还愿意处理诗歌本身。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既被专业人士认同又能够在最大面积的受众那里产生共识的诗歌评价标准？换言之，被指认为文学性要求最高又最为私密的诗歌如何能够有效地被社会公众认可？甚至，被指认为“天才事业”的“小众”、“精英”诗歌有没有必要“取悦”于更多的读者？而围绕近期被热议的“草根诗人”，我们看到的是专业诗人内部对其诗歌美学的莫衷一是。既然连专业人士内部都没有共识，又何谈诗歌写作和诗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比如对好诗的积累和经典化工作，对专业和一般诗人审美标准的培养和提高），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很多诗歌批评家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而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所处时代读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而事实上却是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而不变的仍是大众对诗歌的不解和疑问——有好诗吗？有好诗人吗？为什么诗歌读不懂？大众喜欢的诗，你们专业诗人为什么总是不屑一顾满眼鄙夷？

面对余秀华、许立志等诗歌事件，真正从“文学内部”来谈论也非常艰难。中国现代汉语诗坛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使其建立的法度能够被更多人接受与认可。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质疑。这就是惯见对法度缺失的全面僭越。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词严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说你是“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个人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又会有人指责你不关心现实远离了时代。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你跳得不够远，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总之，诗歌的“原罪”已经横亘在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面前。你难以逾越，必须去面对。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或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被修改。比如鲁迅曾经评价“革命诗人”殷夫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但是此后几十年来，殷夫大量的爱情诗被读者和文学史过滤掉了。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性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一部分人的诗歌水平很高）？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

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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