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瘟疫和社会的瘟疫读失明症漫记和

如果所有人失去了光明社会将会如何运作，如果社会失去了光明所有人的信仰和灵魂又该如何安放。这是葡萄牙国宝级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在小说《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里向读者抛出的两个问题。在他大胆荒诞的社会试验设计下，作家似乎是在挑战维护我们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秩序和制度根基，试图探讨一种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下的社会元素：权力、阶级、法律、制度、秩序，当然也包括这背后包含的人性、道德、信仰等等。在全球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贫富差距扩大、民粹势力抬头、社会阶层分裂不断加剧的今天，萨拉马戈的小说不仅极富预见性，而且也给人们思考当下发生的社会问题带来了足够多的启示。

若泽·萨拉马戈是葡萄牙国宝级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一名葡萄牙共产党党员，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员，曾在年参与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推翻独裁政权，革命取得成功后担任《新闻日报》副总编，但在年左翼政权失去领导权之后随即被清洗，复归失业。他也曾因小说《耶稣基督福音》指责天主教被政府查禁，之后选择自我流亡，一直生活在西班牙的小岛上。正如他坚定的左翼政治立场一样，萨拉马戈的小说冷峻、犀利、讽刺、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他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的很好，但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就是要揭社会的伤疤，直面社会的压迫和不公，挑战权威，打破独裁。

《失明症漫记》描绘了一个奇怪的“白色失明症”瘟疫在城市蔓延最终导致全城失明的故事。作者将焦点放在第一批失明的一队人身上（包括一个隐瞒事实没有失明的女人），描写了他们从被政府强行隔离、到反抗隔离区里的邪恶权威、再到冲破枷锁重返城市并结伴生存最终等到全城复明的故事。《复明症漫记》是《失明症漫记》的续篇，讲得是全城失明瘟疫四年后，国家举行大选，结果出现80%的空白选票。当局恐慌，偷偷撤离后封锁首都，并派三名警察秘密潜回首都开展调查，揭秘白色失明瘟疫和空白选票背后的故事。虽然两部小说的题材和重点完全不同，但都以“瘟疫”为背景，只不过一个是“身体疾病的瘟疫—白色失明症”，一个是“社会疾病的瘟疫—空白选票”，两个瘟疫都很荒诞，但揭露的问题都很深刻。如果说失明症漫记是作者构想出的一个打破现有社会秩序、权力根基的社会实验，为的是探讨深藏于人性之中的善恶、原始权利、制度、阶层的产生、构建及打破重构，虚构色彩更浓，那么《复明症漫记》则是更现实的对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或者生活其中的民主制度的反击：制度的虚伪、政府的失灵、总统总理的软弱、内阁成员的阴险卑鄙。不得不说，作者的左派思想立场在这部小说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难怪很多人说这部小说是民主制度下的《》。

在联想《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我突然对两个小说里面的隐喻及之间的联系得到了一些感悟。在《失明症漫记》中，席卷社会的瘟疫是眼前一片“白色”的失明症，这和所谓的一般人认知的两眼漆黑的失明症正好相反。这里好像是作者借用这个与常识相反的隐喻去暗指那些看似离经叛道却真实存在的社会顽疾，这些顽疾被遮蔽在社会常规和传统的阴影之下。而《复明症漫记》里的社会瘟疫是选举投票中的会传染的“空白选票”。这个“空白选票”和“白色失明症”相呼应，让人产生虚幻的联系，而作者也是借助这个去抨击国家当局将两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联系却都是异乎寻常且都造成极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事件强行联系起来，将两件异类事件归咎于第一件事中的唯一的异类（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因为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对异类事件的解释。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当权者对社会中异类的恐惧，这既是对社会生存受到挑战的恐惧，如“失明症”书里国家害怕传染将第一批失明的人表面上隔离，实际是囚禁在“精神病院”；也是对权力受到威胁的恐惧，比如“空白选票”被当局天然解读为潜在的颠覆社会活动。当权者害怕异类，并将所有异类天然的想成是破坏常规社会运转的力量，无论这个异类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像“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为了正义杀了恶人，帮助一队人生存了下去，却被当权者害怕并被当成敌人。而且这个异类的身份是可以随着情形的变化而转化的，比如在失明症刚出现时，第一批失明的人被当做社会异类，但当全城人都失明了，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反而成了异类。作者也许是想告诉我们，在没有公平和包容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异类，变成被社会排挤压迫的对象。

讽刺的是，这种对“所谓的异类”，或者扩大一点说，对社会中的“非主流群体”的抗拒和打压在小说里被设定发生在一个对民主制度宗教般崇拜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是保护每个人的意见得到表达，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空白选票本是人们表达对政府不满或者并不附加任何意义的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但在当局看来，这种正当权利的表达被看作是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和对国家的颠覆活动，这本身就反映了当局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而制度只是服务于权力的工具。空白选票被看作和白色失明症一样，被看作是异乎寻常的事情，而政府当局要做的不是践行真正民主的精神，即了解空白选票背后人们真正的声音，而是希望通过一切“非民主”的手段：非法刑侦、舆论诽谤、秘密抓捕乃至直接暗杀尽快消除“异类事件”的影响，恢复所谓的正常的民主制度常态，赢回执政合法性。于是，当民主变成了专制独裁虚伪的外衣，社会的压迫也和专制制度下没有本质的区别。

小说里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很有意味，比如在出现空白选票之后，国家当局的第一个想法是要惩罚首都市民，想出的办法是国家权力机构集体偷偷撤离首都，抛弃首都市民，造成权力真空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奇葩的做法和民主的精神大相径庭，政府不是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而是成了人民的敌人。而在发现无政府状态下的首都依旧运行良好，市民并没有因此慌乱的情况下，当局的下一个决定竟是强行打入首都内部，寻找替罪羊给事件强行定性，强奸民意。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对独裁当局不齿的行为进行的强烈的批判和讽刺，同时歌颂了民主意识在社会大众中的觉醒。独裁者的一切压迫都是作茧自缚，越是压迫和镇压，人民民主意识的越强烈，越是隐瞒事实，人民对真相的追求越强烈。

两部小说里，作者塑造了各种善恶分明的人物，歌颂了勇敢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个人在面对强大黑暗强权时（无论是精神病院里的恶人还是黑暗的国家权力机构）的正义行为，对混乱环境下人性善的一面的觉醒仍保持信心，并相信个体的善良可以感染身边的人。虽然善良正义的个体会在强权面前倒下，但是他们所点燃的希望之火已经转化成人民心中对当权者的怒火在城市中燃烧，抗议示威的人群照亮了手中的火把，一次更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已经蓄势待发。

从将近十年前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到如今愈演愈烈的全球抗议浪潮常常让我想到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当所有人在各种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走上街头，当商业、学术、文化的独立性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被裹挟着加入到意识形态的争夺对抗中去，真正深埋于社会中的问题是被更好的解决了，还是了被政治更巧妙的隐藏了呢？当人们将一切问题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时，是否意识到了政治的边界。所谓的“街头抗议”，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社会问题”的政治化群众表达，简单的将一切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政策不当或者执政不力，而不去深入思考社会结构、文化、经济等一系列要素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不去思考个体、组织、直接利益相关方可以为问题的解决贡献什么力量，遇到任何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向街头，诉诸政治手段，造成的结果就是抗议的形式最后大于了抗议的内容，对政府泛化的抗议超越了对事件本身的追责，群情激奋的情绪发泄淹没了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萨拉马戈看到了民主制度背后虚伪的本质，但也许进一步说，民主本身就不是“万灵药”，或者不管任何体制都不是。政治不该过度参与其他社会领域，政治也不该为一切社会问题背锅。泛政治化时代下抗议浪潮只能折射出人类理性的丧失和思想的愈发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