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评论名家胡世全纪实文学新作

夷陵评论名家

胡世全纪实文学新作

总第94期组稿编辑：元辰

夷陵区文艺理论家协会主编

鲁奖名家胡世全

作家简介

胡世全（~）：宜昌城区人。历任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中学教员，县党校教员，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员，宜昌地区文联编辑，宜昌市文联三峡文学杂志社编辑、副总编辑，副编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半条街风景》，长篇报告文学《三峡移民行》（合著）、《革命百里洲》（合著）、《药道》、《医灵》，散文集《一个人的三峡幽思》、《三峡·最后的见证》（合著）。《革命百里洲》获全国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重要作品简介

1《革命百里洲》（与赵瑜合著）

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中国青年出版社年出版。该书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20世纪初年到中叶50多年的历史，展示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半个世纪的革命风云变幻，贫富恩怨的惊涛骇浪，国共斗争的腥风血雨，以及民众赖以生存的民俗风情，都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作者坚守民间立场，写人性人道，探问长江农人的命运；评地亩地权，重温乡村土地悲歌。对于长久困扰中国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者从历史的困境中寻找真谛，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该书被出版界誉为“珍稀的世纪长篇”，“泡沫书海中一块粗砺的真金”。在读书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大读书会将此书列为当年最值得一读的十本书之一。

2《药道》

“《药道》写的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历史，探究的其实是一种商道，一种经营之道、发展之道和历史之道，是要总结商业企业经营的规则准绳，总结经验教训，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目的是以史为鉴可知未来，探询国企的源起和原初发展，探询其如何步步走入困境，以及在社会经济环境、体制等方面的种种原因。作品因深刻的思想性而具备厚重的精神内涵。作者还特别注意抓住宜昌地域性特点，凸显宜昌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氛围，彰显宜昌人的性格特点，从而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蕴涵。”（李朝全/中国艺术报）

3《医灵》

年5月，胡世全新书《医灵》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奠基者”“药之灵”等八章组成，共计40余万字。“本书既是一部记录中国麻醉学科演进轨迹的人物传记，又是一部介绍中国麻醉学科发展历程的简史。”

刘进：

　　自古以来，人类对解除痛苦的追求成就了今天的麻醉学科，而麻醉医师们用自己饱尝艰辛的经历谱写了为人类免除痛苦的辉煌诗篇。《医灵》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麻醉医师们的“麻醉人生”，给予了我们深切的理解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刘进——医院麻醉中心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首任会长）

　　熊利泽：

　　《医灵》饱含对麻醉医师们的深情，记述了中国麻醉人的人文情怀、历史责任感和对患者的大爱，激励我们走好从麻醉学到围术期医学发展的长征路。

　　（熊利泽——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世界麻醉医师联合会亚澳区主席，医院院长）

　　黄宇光：

　　作者满怀深情地为我们呈现了当代中国的麻醉“史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麻醉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悲悯情怀，令人不忍释手。

　　（黄宇光——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医院麻醉科主任）

　　李立环：

　　《医灵》这本写中国麻醉医师们的书展现了当代中国诸多麻醉医师们的风采和他们难以忘怀的“麻醉人生”。愿它留给后来的从医者更多的思考。

　　（李立环——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会长，中国医学科医院麻醉学中心主任）

　　刘冠军：

　　任何文字都无法呈现那些灵魂深处的完美与高贵，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本书的文字去触摸那些精神的质感。

（刘冠军——出版人）

作家印象

1快活而彪悍的人生——胡世全印象

吕志青

胡世全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文革开始时，他正在宜昌一中读书。重点高中的高材生，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而且正好又赶上了那个年代。但随后，他的情形有点不妙：先是到宜都县插队，别的人都先后上调走了，他却在乡下呆了六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了最初的爱的诱惑：一支白皙的胳膊从门缝里伸了出来，一同飘出来的还有一个轻轻的、也是温柔的声音：“肥皂”。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年轻的老胡可吃不准。就这样，一切转眼间就过去了，飘进了记忆中。这段故事大概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真的，奇怪了，几乎老胡一生中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爱情故事通通都是纯洁无瑕的。是不是当年的那个故事一下就把调子定死了呢？不知道。好不容易熬出了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华师，以为可以做学问、当历史学家了，却不料被分配到宜昌县三斗坪去教书。

在那里他大概经历了一个苦闷时期。考上了研究生不让读，多少友人为之不平。他自己反倒不是那么苦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老胡是一个自己快乐，也使朋友快乐的人。跟老胡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很好的。这也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我几乎从未在他脸上发现过愁容，更难寻得到一丝忧郁。多年前他就这样评价自己：在生活的铁砧上经受了不断的锤击之后，仍然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凭借这快活的彪悍和文学上的才华，年轻的老胡由三斗坪调到了县党校。据说，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死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接着是县文化馆，他在那里编一份文学刊物。随后他调到宜昌地区文联，也是编刊物。以后地市合并，我们就到一起了。但远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我所读到的老胡的第一篇小说是《大老岭纪事(二题)》。当时我们正在那里开笔会。读到这篇小说时，张永久和我都有些激动。小说里的人物有的和老胡的经历有些相似。也是年纪轻轻就来到老山青林中。记得里面有一个细节：腊月间大雪封了山，一群青年男女回家过年，女生在哭鼻子，男生把腊肉当雪橇，坐在上面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山坡往下溜。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老胡最出色的小说之一：扎实，有力。

老胡也是生活触须特别多的人。对于他这一类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光是一个文学是远远不够他们挥霍的。工作之余，老胡还开了汽修厂，近年又开了新公司，赫然一董事长。此外，他还是住宅小区不拿一分钱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要召集大家开会、维权的。还有宜昌冬泳队。那里的人都叫他胡老师。胡老师也和大家一样，都是拿一条老婆淘汰下来的花裙子，瑟瑟地站在江边换短裤，往腿上抹那种黏乎乎的凡士林。老胡做过一届签约作家，每次开会时老胡都要带上那条裙子。他一下水，总有女作者嚷着要去看。都去！都去！老胡把手一挥，慨然应允。那时，他一般用不太规范的动作慢悠悠地划着水，一边望着岸上的人呵呵直乐。这也是老胡的一个特点：他走到哪里都不乏追随者，真真令人羡煞！不过老胡更为可贵的地方是：他始终保有一股正义的激情，不仅有所思，而且敏于行。他天生是一个行动家。近年里，他曾出面帮一些拆迁户维权。光是这一点，又有几个文人能够做得到？

2胡世全素描

杜鸿

在胡世全三个字背后，是一个兼顾了更多新锐意义的人。永远年轻的样子加上永远年轻的心，脸上始终洋溢着光彩，眼睛里始终流动着光亮，对人对事始终饱含着生命的热情与好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别于他人的率真、坦荡、真诚和乐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执衷于享受生命本身，我是个耽溺于现实生活的人。我更看重友情，亲情和爱情。我首先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再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对得起自己苦难经历的作家，写出一部浸满了自己生命血泪的书。”事实上，他在他所亲近的朋友中间，永远是一个快活的男人，那怕有时坐在生活的铁砧上，他也永远是一个快乐的男人，仗义执言的男人，本色的男人。

我是１９８6年认识胡世全的。那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征文，他的一篇小说获得了二等奖。就是在那次获奖之后，在一次笔会上我认识了他。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他从人群众里站起来，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名字带给我传统感觉，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儒雅、文质彬彬的男人，当时可以说得上是光彩照人。当然这只是外表。更深一层的接触是他到文化馆当上文学创作辅导老师以后。他的文学观加上他对中外历史的稔熟，让我认识了一位真正学者型的作家。

获奖作品《革命百里洲》，是胡世全与赵瑜首次合作的报告文学力作。他和赵瑜从年秋天踏上百里洲到年年底《革命百里洲》出版，前后历经了五年时间；在长江中那个孤岛上，他们前前后后生活了近三个月，走访了58个村的绝大部分土地，和数十名百里洲人进行了恳切交谈。夕阳西下，他们在百里洲的人工河堤上高唱着采访的歌谣踏上归程；秋月朗照，他们在百里洲人用生命守卫的大堤上散步，思索着当下的乡村中国；寒风呼啸，他们依偎在被子里，彻夜长谈，探索着农民兄弟苦难的根源，思考着如何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这种扎实的作风加上他们的执著和天赋，《革命百里洲》获得全国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老实说，这部书能够获如此大奖，胡世全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获奖的事情。

获了鲁迅文学奖之后，胡世全说：“真正的作家都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的，这句被很多人说过的话有可能是作秀。可是，我连作秀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到今天为止，在我心目中，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我看来，真正的作家是视写作为生命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这些宠儿散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孤寂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够理解。写作于我而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使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或许，胡世全把文学当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是文学的苦行僧，而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快乐和享受。因为在本质意义上他进行着一种快乐的人生。但是，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只要他稍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而且，这种使命感让他与社会与大众与最底层人群的生存和命运一直关联在一起。他一直以诸如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样式 　　

为了神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当年大学里是不准学生谈恋爱的。

这个残酷的规定究竟泯灭了多少怀春女孩的梦想，扼杀了多少多情男孩的勇气？岁月湮灭了一切，只有今天我微弱的叹息，为那个时代低吟一曲爱情的挽歌。

工农兵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进校时很多人在家里都谈了对象。特别是那些退伍军人（当年统称老转），年龄偏大，基本上个个都有一个农村准媳妇。家里是否有对象，学校并不追究，但你在同学中谈恋爱，却是不行的。

当然，校规管得住行为，很难管得了思想。“暗恋”于是成为大学校园比较普遍的现象。几十年后同学聚会，那些曾经有过“暗恋”史的同学就成了大家打趣的对象；而“暗恋者”本身，也往往厚了脸皮，大方承认对当年心仪对象的爱慕之情，在同学们更大的一阵笑声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但如果当年你就把“暗恋”变成了成功的行动，你收获的多半不是爱情的喜悦而是难咽的苦果。

不幸的是，我们的班长陈祥林，就成了班上第一个敢于吃苦果的人。

这个行事稳重、沉静好思的男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可见真爱的力量是无敌的。今天回首往事，也让我对他钦佩有加。写到这里，不由地就想起了那句民间熟语：闷头鸡啄白米啊！

本来，他们的地下工作做得不错。陈祥林那双贼眼每天有多长时间盯在杨云南身上，我竟毫无察觉。他们是什么时候“对上相的”？究竟有多少地下勾当？也没有人知道。

就在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时，打击却不期而至。

杨云南同寝室的W同学来自革命老区黄岗。中国近代以来，两湖盛产革命党，尤以湖北的黄岗地区为甚。为什么会２００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地区会出一个国家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黄岗人血液里是不是多有骚乱的因子，真值得社会学家们好好考究一番。

因不在一个小组，我和W同学接触极少。在印象中，她爱学习，平日里也沉默寡言。我有些好奇，当年她为什么会那么做呢？很想当面听她讲一回陈年旧事的。但近些年的同学聚会她都没有参加，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年班上武汉的同学联系上了她，她也到武汉会见了一些同学。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见面的吧。

W同学把陈祥林二哥给杨云南的一封信交给了指导员。

天门人陈祥林家大口阔，六兄弟除了二哥参加了工作，吃了商品粮，其他几个当时都还在农村，陈祥林毕业后能干什么？也还是个未知数。简言之，陈家就是一个字：穷。在贵州谋职的二哥后来做了贵州省委秘书长，再后来进京做了赵紫阳办公室的秘书长，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但在当时，陈祥林每遇大事，唯一可以商量请教的就是二哥了。

二哥信里的意思很明白，是为杨云南着想，陈家穷，请她慎重考虑。可同样明白的意思也摆在那里：陈、杨不仅在谈恋爱，似乎有点谈婚论嫁的味道了。陈祥林现在有点委屈地告诉我，当时并没有说到什么结婚的事。我想，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应当是他们并没有提到“谈婚论嫁”这个过于庄严的话题，只是在朝这个神圣的目的地进发而已。这其实是１９７０年代大学爱情的特点——恋爱基本上都是以结婚为目的。

发现这封信的是同寝室的另一位Z同学。这是去年同学聚会时我才知道的事。

Z同学直到去年还在对杨云南说，你们俩个人能搞拢，我有一份功劳哟！

Z同学的思维经常不和我们在一个点上。她常发奇想，常出宏论。但她对陈、杨事件的认识，的确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辩证法的结果。辩证法教导我们，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因为，杨云南自己也说，当年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她和陈祥林不一定能成一家人。

这事我们后面再说。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过去了四十年，Z同学都没有认识到当年她“发现那封信”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呢？

她是从杨云南枕头下“发现”那封信的。这个发现是不是让她很有些兴奋呢？我想当年她确实是兴奋过的。哇塞！（用当今的流行语来再现Z同学当时的情绪，也许更适当）在班上表现这么积极的两个人原来在私底下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啊！你看你看，什么党员、什么班长、什么入党积极分子？竟敢公然挑衅校规！

Z同学和W同学关系好，她就把这封信给W同学看了。这叫分享。

W同学和Z同学一样，当年认为陈、杨这么做违犯了校规，是错误的。她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应当给党支部汇报这件事。

站在革命的角度，W同学一点儿也没有错。

告密和打小报告是革命年代组织的要求。这怪不得吴同学。当年不叫告密，叫“勇于揭发坏人坏事”。革命群众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

可用人家的私信作为揭发材料，在今天看来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是犯法的行为。

如此看来，如果今天的法律没有错，那就是当年的革命错了，当年组织的要求错了。w同学的错就是太相信组织、太相信革命了。

当然，用毛泽东的历史辩证法来看，不能用今天的法律来否定当年的政策，正如不能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一样。历史系的学生，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嘛。

自然，笔者不相信此类诡辩。从情感上，不论是今天还是当时，我都极端厌恶告密这种行为。至于w同学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指导员，她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至今我也不清楚。

历史系７４级党支部于是以整风的名义开了陈祥林的批判会。

这就小题大作了。即使陈、杨谈恋爱是违犯了校规，他们在行为上并没有招摇，也没有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当年我们班上基本上没有其他同学敢谈恋爱，据说只有几个单相思），批评教育可以，让他们各自写份检查，把甜蜜的爱情当苦果吞了就是，犯得着开全班的批判大会吗？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批判会火药味实足。多数同学上纲上线，从革命的高度，从我们工农兵学员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高度，从共产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高度分析陈、杨恋爱的错误实质和恶劣影响，我都能理解。那是响应党支部的号召——批判从严。可有几个老转声色俱厉，把陈祥林批得狗血淋头，就有点过了。他们为什么会把这起算不上什么事件的事件当成一件大事件呢？当年我不明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想不清楚。

那天是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１号。我正全心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洪流之中，对指导员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比较反感，认为不符合当前的革命斗争大方向。有当天的日记为证：

７６年６月２１日：

今天开始整风。党支部在此时开始评议党员，想了联系实际批邓没有？是什么使他们感觉非有这么一次整顿不可呢？是不是想到在批邓（联系实际）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应当批评一下呢？

各人的发言听起来并不生疏，都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处境。把一个人在班上两年的表现一看，就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了。

与人为善。

这种心态决定了我是不会上台发言的。在现场，我给秀美同学写了个纸条，要她冷静，不要上台，不要当了别人的炮灰。为什么会给她写这么一个条子呢？也许，她是我这个小组的成员（我是班上三个大组的组长之一），加上我给她修改过多篇她写给党支部的思想汇报，心里认为我们算有点私交吧。可秀美还是上台表了态，但她语言温和，纯粹是为了表示对党支部的忠心。事后我想，她这个即将入党的人，是不想给党支部（所谓支部，其实就是当时的指导员吴某）留下不好印象的，更不愿意得罪班上的多数党员同学，否则，支部鉴定会是通不过的。

陈祥林当然得低头认罪。他红着脸做检查的样子是比较可爱的。只是他走下讲台那一瞬间，一个不屑的眼神如夏日的闪电给我留下了惊悸的印象。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同学留意到了这个眼神，但我当时却是会心一笑了。

记不清楚他的检查是如何写的了，如果今天能原文公示于众，也许有点历史价值：它一定会引发同学们一阵尴尬后的开怀大笑。

杨云南当时也只得认错。但在内心里，这个倔强的女同学不仅不认错，反而更加坚定地要嫁给陈祥林。

事发之前，在收到二哥那封信后，杨云南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批判会一开，反而把事情挑明了，把她的脸批厚了。你们不准我们交往，我就偏要交往，你们不让我们恋爱，我偏要嫁给他。迫于形势，在校时她表面上疏远了陈祥林。

杨云南的爱情坚持让我又一次认识了女性的坚贞是婚姻重要的保障。

毕业时，陈祥林自然也不可能留校，分配到武汉体院做了理论教员。杨云南分回了仙桃。

２０１６年５月中旬宜昌聚会时，杨云南给我讲了她和陈祥林毕业后的故事。

全家人都反对她和陈祥林的交往。帮助她转弯、让她放弃陈祥林的家庭会一连开了七个多小时。除了母亲以外，父亲、兄弟姊妹轮番劝说。她知道他们的好心，但她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争论毫无益处，那样会伤了亲人间的感情。此时沉默是金。家人又给她列举了当地适合她的对象，其中随便一个，条件上都要优于陈祥林。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无法用“条件”来比较和衡量的。你各方面条件再好，我对你没有感觉也是不行的。男女间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爱。真爱无条件可讲。是的，陈祥林家里穷，人也长得不怎么样，也不见得有好大的政治前途。可杨云南当时对他已经有了“感觉”。同时，心底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警醒她：你们当年说我错了，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没有错，我的选择是对的。

Z同学真说对了，正是因为她和W同学当年的举措，正是那难忘的吴指导员主持下的批判会，成为了巨大的催化剂，让她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了。

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你不得不佩服伟大的辩证法！

陈、杨终成正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和多数夫妻一样，他们之间有过争吵，有过磕磕绊绊，有时也闹得天昏地暗，但他们还是在一起。这不仅因为陈祥林的大度和杨云南的包容，更因为历史的基因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提醒他们：你们的婚姻来之不易，且行且珍惜吧！

出现在同学聚会上的这对同学夫妻，据我观察，婚姻关系上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相互间的揶揄和调侃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

作为历史系７４级曾经的班长，也作为当下这个班级同学聚会最热心的张罗人之一，陈祥林的通达溶解了当年的那点恩怨。据说去年他和W同学在武汉已经热情举杯，亲密合影。

倒是我这个局外人，我这个旁观者，几十年后重提往事，似乎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选自《一个人的文革》第三章

5那些事无关武汉情人

胡世全

也许，女人更同情落难者。

从被审查开始，我就成了全院学生 　　来自女性的关爱是一泓温暖的清泉，从我的心灵上缓缓流过。正是这些关怀，这些善良，滋润了我的生命，让我走过了人生的沼泽地。

——选自《一个人的文革》第三章

6西望

胡世全

１９７８年初，在桂子山软禁中接到了大弟来信，他告诉我，母亲生病住院了。

那时我还没有通信自由，信件是通过历史系７５级的学生程启智转给我的。他是我的宜昌邻居，我们两家相隔不到５０米。在家时我们并不熟悉，他进校后我们才成为朋友。他一直在学习上寻求我的帮助，我给他开过一些必读的文学书目以提高他的鉴赏能力。

程启智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文革初期，他只有十多岁，就帮助过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宜昌藉的新疆知青，他给那个偷跑回宜昌的新疆知青做交通员，帮他给女友传递信息。他告诉我，他当年做那些事时就像电影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很刺激，是那种有正义感、干革命一样的刺激。他觉得自己就是小兵张嘎。

他当然同情我的处境，对我被当作反革命分子也是极为不满的。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轮到他们这个年级看管我时，他就以看管的名义和我接触，传达他对我的关心。

离开华师后，他考取了中南财大的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当了教授、做了博导。青年时的勤奋好学终于修成正果。

他知道信件的内容后，就问我，是不是想回去看看，如果我想回去，在他当班轮值时可以放我走。

我当然得回去，偷跑也必须回去。我怎能不牵挂最爱我的母亲！

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５０年代我读小学时，母亲跟着扫盲班识了几天字。母亲聪慧，学得很快。后来因为家事繁重没能坚持下去。

也许我更多继承了母亲的基因吧，从小读书对我就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因为学习好，母亲一直为我骄傲。同样也因为读书的事，母亲打过我一回。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特别调皮。经常做一些恶作剧的事情让老师难堪，如果安静了，也不是好好听讲，而是在上课时偷看小说。那些年风行的长篇小说比如《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我都看过。被兼任我们班主任的校长连续抓了七回现行、收缴了七本小说后，忍无可忍的校长停了我的课。

校长说，写份检查，认识错误后再上课。可我宁可上午站在教室的窗前听十几分钟的数学，听十几分钟的语文，下午背着书包到茶馆去听半天评书也不写检查。

僵持半个月后，校长守在我家门口，守到了做工回家的母亲。

那天我和街上的小伙伴玩“鬼捉人”的游戏很晚才回家。母亲没有动我，等我上床睡着了，她就骑在我的身上，用鞋底板抽我的屁股。

母亲把我打醒。她打得很认真，把我打得一阵乱叫。

然后，母亲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我：你不听话，不好好读书，你不晓得家里造孽啊，供你读书不容易啊！

再然后，我也就在母亲的身下很伤心地哭了。

母亲就打过我这一回。从此后我在学校成了一个标准的好学生。虽然顽皮的天性时有暴露，但班长、学习委员这些职务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中学生涯。

加上我是长子，在家里大小事情母亲都会依着我。１９６５年大弟小学毕业，成绩不大好，没有被初中录取，刚好那时宜昌电机厂招学徒，母亲就想让他去厂里上班，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已被宜昌一中录取，小弟刚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我根本想不到家里穷得其实是负担不起三个儿子读书的，就坚决主张大弟去民办中学读初中。

我说，不读书怎么行！最少也要读到初中毕业！我坚决得近乎蛮横。

母亲于是依了我。我哪里想得到，民办中学的费用是比公办学校要贵得多的！

没有正式工作的母亲就到处做零工，夏天时卖冰棍以贴补家用。

　　母亲一生都在为我们一家五口的衣食住行操劳，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她的心脏不大好，而造成她心脏不好的诸多原因中，为我担心也许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文革开始后我成了造反派，母亲的心就一直为我悬着。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参加造反派，不论我做什么，她永远站在我这一边。１９６７年３月３号早上，我的几个下属从床上把我叫起来，然后把我押到宜昌市公安局。原来头天宜昌军分区发布公告，宣布宜昌三总部（工人造反组织工联总部，干部造反组织野战军总部，中学生造反组织红旗总部）为反动组织，我已成“反动头目”必须到公安局去登记自首。路经解放路，那几个１６、７岁的孩子还记得给我买了一根油条。公安局大院里围满了人，一圈一圈的，每一圈里都有一个学生站在板凳上挨斗。挨斗的都是我这个组织各校的头目，都是我的下属，斗他们的是他们的同学。我填完“反动头目”登记表后，再也没有人管我，押送我的人溜了，一中也没有一个学生来组织斗我。文革中我没有一个私敌，没有整过一个人，人缘关系又好，在宜昌也从来没有被批斗过。

我居然在公安局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出大门时，还特别仔细地看到了门口一中学生写的大标语，是要打倒我的一个下属。

等我一抬头，发现母亲就站在街旁，手里拿着一个馒头。

我快满１８岁了，母亲不能阻止我参加造反派，只能为我担心受怕，只能站在我身后为我默默祈祷。

下乡两年后，同来的知青都招工回城了，我一个人独自留在生产队。母亲到我的知青点住了几天，给我做饭洗衣。那几天里，我总是装出很快活的样子。我跟母亲说，我准备就在农村干一辈子了。母亲陪着笑，也说，农村照样也能活人。

后来，听一个和我母亲坐一条船回宜昌的知青告诉我，母亲在船上和他说到我，总是不断地流泪。那时，我就在心里骂自己混蛋，为什么我不安慰母亲，我不会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我迟早是会被招工回城的。在母亲面前，你充什么革命好汉！

无论如何，母亲都住院了，我得回去，

７２级留校的黄华文知道我母亲病了，我有回宜昌探望的想法，就给了我５元钱。当时他月俸３６元，生了一个女儿并且老母亲还和他住在一起。这５元钱的恩情在我的心中就特别重。为了给我安慰，他把他的一岁多的女儿让我带着天天傍晚在西区的大道上“刷存在感”，给外界我还顽强并且快乐地活着的印象。那个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过我温暖的小女孩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后做了我的干女儿。黄华文和我同年，曾经做过一个学期的我们班的指导员。他们一家人给我的友谊是我在桂子山最为重要的收获。

母亲见到我很激动。在她的病床前，她不停地和我说话。当时我没有经验，不明白母亲那样的病人是不能过度兴奋的。除了心脏方面的问题外，母亲当时进院是因为大脑栓塞，导致半身不遂。如果我晚两天去看她，先让大弟给他作一些我马上会回来的铺垫，又如果和我见面之后医生能给她一点镇静药，也许就不会导致她第二次栓塞，以致全身瘫痪失语。

院专案组两人追到了宜昌，一个是华师院办的专职人员，另一个就是已经留校的同班同学江抗美（１９８９年移居美国时更名江峡）。他们在街道居民主任的陪同下找到了我家，医院，在母亲的病榻旁，找到了我。

当着母亲他们没有说什么。一走出病房，专案组那位院办工作人员立马很严肃地警告我，胡世全，你这回错误的性质非常严重，你必须马上回到学校。不然，对你的处理会很严重的。

江抗美没有多说。他看到了我母亲病重的实情，同时也抹不开同学的情面，没有用严肃的革命态度对我，只是偶尔帮腔一句，劝说我还是回校比较好。

我出离愤怒了。我朝他们吼着说：

我不可能现在就回校。除非你们给我戴上手拷，用枪押我走。我妈养了我二十九年了，我照顾她二十九天行不行？我一年只还她一天行不行！

专案组惊讶了，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大胆如此嚣张。

可他们也无语了。他们无计可施，他们无法做到用枪把我押回华师。在宜昌呆了几天后，专案组无功而返。临行前，江抗美好意规劝我，尽量早点回去。

１９７８年，医院照顾了母亲五个多月。母亲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她没有女儿，为她擦洗身子的事基本上是我来做。两个弟弟上班，只有我一个人陪床。一把折叠躺椅，白天收好放在墙角，晚上就支起睡在母亲病榻旁。虽是冬天，那个年代又没有空调，但病房里并不太冷，我用一床棉被裹着自己就可以对付了。

早上五点多起床，做病房的卫生，打开水，给母亲换洗尿布，喂流汁，自己洗漱吃早点，一晃就差不多九点了。然后又是给母亲换洗尿布，用红花酒精给母亲按摩。周而复始，到晚上十点，母亲睡了，我就在她的病床前支一个小台灯，学两个小时的日语。

冬天好说，入夏以后，我一个大男人呆在女病房实在不方便。好在母亲的病友知道我家的实际情况后，相当宽容。我只在她们洗漱时回避一下就可以了。

医院躺了半年，身上都很干净，没有生褥疮。医院的管床朱医生对我说，这是个奇迹，你应当写篇文章，介绍一下你是如何照顾瘫痪病人的。

我那有这个心思，只有对母亲的负罪感一直折磨着我。不是我在文革中跳这么高，她那会得这种病！

母亲这样的病人，医院基本上是无药可治的。住院半年后，只能回家。父亲申请提前退休，两个弟弟下班后轮流回家给母亲擦洗身子。送母亲回家后，我也只能返校等候处理了。

１９７９年３月，大弟来信说，母亲走了。７８年上半年我这么一闹，下半年开始，华师已经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了。７９年春节期间我曾经回过家，明白母亲来日不多了。对于治好母亲的病，我无能为力，心中的愧疚就愈发沉重。

我清楚，母亲其实是我害死的。这一生，我惟一对不起的，就是她老人家了。

收到大弟信的当晚，我拿了一大叠纸，到华师田径场旁边的小山包上，烧了。

那晚天很黑，没有星星。小山包上杂树丛生，我找了一块空地，跪下，面朝西方一张一张烧纸。我烧的不是普通的“钱纸”，那时也没有冥币，我在每张纸上写上母亲的名字，洒上自己的泪水，一张一张，烧了。

从小山包上下来，我看见了我的武汉情人。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无声地抽泣。

——选自《一个人的文革》第三章

7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学梦

胡世全

年，华师历史系毕业后，我被发配到三半坪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教师。当时宜昌的各级组织部门都认为我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城镇（宜昌城区及小溪塔），只能到乡下去。当我第一次到达那个还有点古朴的镇子时，我想到了《二月》，想到了肖涧秋，也曾悄悄地幻想过是否会有一个“红颜”来安抚自己一身的伤痕。

当然，更主要的是年轻的心还渴望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解除“历史”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于是，和多数困境中的年青人一样，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那个地方。比较现实的是考研。年，全国社科院统一招考，我考得不错（主要是外语考得好），省科院也发了初录通知。我同时也报告了母校，专业成绩名列前茅。华师历史系也为是否招我而发生过争执。主张录取我的章开沅先生为我还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写过信。可是因为“政审不合格”——文革的造反经历——我落选了。

通过考研离开三斗坪是行不通了，做学问这条路被堵死了。年，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和很多勤奋写作而屡屡遭受退稿的文学青年不一样，我比较幸运。年8月，第一篇多字的散文就在《湖北日报》发表了。第二年，我参加《中国青年报》全国小小说征文大赛，我的小小说《雪人》获二等奖。五月，我到北京领奖。当时的评委是汪曾祺、王蒙、刘心武、陈建功、郑万龙等人。在北京，和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见面并交流，让我感到文学离自己是如此近，也是如此亲切。

在《中国青年报》社编辑室里，我看到十几麻袋稿件堆放在地上，能在数十万件来稿中被选中，只能说我和文学的确有缘。

因为有这么一点创作成绩，宜昌县（现在叫夷陵区了）文化馆负责创作的朱老师自然注意到我，县里的文学活动也会通知我参加。年，朱老师退休，我从县党校调到县文化馆，职务是文学创作辅导。

第一次参加的文学笔会是当时市文联组织的。在大老岭，笔会的组织者张永久是一位诗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同事和好朋友。他当时就认为，和中国一些走红的作家相比，我的功力不比他们差。他认为我“写得出来”。这种来自同道的鼓励对于初入此道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在大老岭，我写了一篇小说《大老岭人》。这篇有些纪实风格的小说张显了我的创作特点，也暗喻了我有一天会走上纪实文学创作的道路。

年底，地区文联筹备时，刘不朽老师把我借调到筹备组。当时想谋这个职位的并不是我一人，但刘老师选中我也就改变了我的命运。年4月，地区文联成立，我就成了文联的惟一的文学编辑。为杂志组稿，当年的五月，在宜都县城举办了地区文联的第一次笔会。笔会由宜都棉纺厂赞助。到会作者多数是刘不朽老师指定的，有的是我根据各县推荐的名单最后确定的。记得有远安的彭善良、当阳的黄灿、枝江的蒋杏、长阳的周立荣、兴山的万昌炎、宜都的陈本华、秭归的卢元灼。基本原则是每县一个人。这些人当时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都是宜昌当年小有名气的作者了。有的人，比如蒋杏、黄灿、万昌炎都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小说。以这些人为骨干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代宜昌文学创作的基本队伍。我把在《芳草》当编辑的大学同学董宏猷请过来，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外推介稿件。把本地的作者推出去，走向全省甚至全国——这也是我当编辑时的工作之一。董宏猷也因此和宜昌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笔会后，出了《西楚文学》的创刊号。我负责《西楚文学》全部的编辑工作，最后的终审是刘不朽老师。从选稿、编辑到跑印刷厂校对，给作者们开稿费等，全是我自己。最初的《西楚文学》是在五峰印刷的，为此我每月要过去一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宜昌到五峰县城，班车要开八个多小时，跟去一趟武汉的时间差不多。在五峰，我最先认识的是曾庆福。这个喜欢书法并且颇有成就的人，他陪我去过后河，陪我度过了工作之余的枯寂时光。当编辑的时间长了，我在宜昌的每个县都有了这样的朋友，这些因文学而结缘的朋友充实了我的生命。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从过去到现在以至于未来的岁月，我把我们之间的交往当作我人生的财富储藏在心灵的深处。我相信，岁月会让它发酵，会让它滋生出一种温暖的力量，给我的人生增添许多无法言说的乐趣。

我喜欢编辑工作，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一个有潜质的新人，或者说发现一篇好稿件，给我带来的愉悦是没有此种经历的人不能体会的。还在宜昌县文化馆时，我对那本《晓曦》杂志就认真得如同出一本自己的书。到了地区，刊物升级了，作者面广了，但我办杂志的风格没变。所有的来稿，我都认真看过。稍有基础的稿件，我会给作者写信联系。我从不用铅印的退稿单。这种工作方式固然给自己增加了太大的工作量但也换来了作者们真诚的信任。遍及宜昌各地、身处穷乡僻壤的从事写作的作者们认我为老师或是叫我“大哥”，都让我感到幸福。如有一个作者的稿件经我的手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我都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来自内心因而是一种人生的力量。

刊物每期可发稿十来万字，我每期处理的稿件不下五十来万字。全年出六期刊物至少有三百万字的稿件经过我的手，至少要给作者写上百封信。办刊物的头三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年后，情况有了改变，因宜昌地市合并，文联的人多了，编辑也多了，可以实行编辑值班制度了。有一段时间，《三峡文学》和《西楚文学》（年停刊）并存，我们几个编辑两边的稿件都参加处理。年我主编了一年的《西楚文学》，陈传新给我当编辑。全年编发老知青的稿件。

对于我看中的重点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