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坛观世界与观自在张旭怀素与黄

　　　　　　　

大草书书法，始于唐而颓于宋。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书法作品图像的统计，及内容特点对比，揭示了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从张旭、怀素到黄庭坚由形而下的注重观照世界（外师造化）之理，到形而上的更多的观照自在（中得心源）的心性的转换。这一审美心性的转换，揭示了大草书独特形式的审美规律对真实生命体现的不同表现途径。

当然，这样的对书法的诠释，在没有定量的图像数据支持下，往往流于空泛。书法中视觉之像直接反映人对自然、人文以及自身心性等生命本性的观照。用空间或图像的定量分析来解析经典书法作品，始于邱振中《章法的构成》一文。书法图像的解析和定量分析，已经被运用于研究书法的审美特质，甚至书法名作的辨伪鉴真。选用不同的可测参数，李跃林对传统苏轼的作品进行分析，辩证了一些名作的真伪。赵华运用定量对印章的分析，将赵孟与俞和伪作一一甄别。在定性的层面上，具体到宋代大草书的代表人物黄庭坚。陈志平在《黄庭坚书学研究》中将黄庭坚常用禅语与黄庭坚的书法图像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通过书法图像的某一特征，即连字书写的定量分析，来诠释唐宋大草书法中所反映的对大千、人文和心性的不同观照方式。

唐张旭古诗四首局部

董香光区别唐宋书法，言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人尚法之“法”，是论其百变而森严的楷书；而宋人尚意之“意”，则颇费猜详。若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深沉自我观照而揭示出来人心本性的有“理”之“意”，则唐、宋大草书法的径流，可以用盛唐诗与宋诗的区别来相较。严羽《沧浪诗话》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钱锺书也在《谈艺录》中重述了类似的观点：“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所谓的尚意兴，是直觉的对自然、人文的观照。而思理，则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禅修的理性的对自然、人文自身的观照，是把心中的念想，投射于大千、人文而证其人身生命真性。

观照，是对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人对世界的观照，无非是感性和理性两种方式。感性的观照，是艺术和宗教的根源；而理性的认识，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书法所产生的高度抽象而复杂的视觉相中，是否也反映了艺术家在观照世界和人生时采用的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呢？唐宋大草书法的图像分析表明，对这一假想至少可以定性的做出肯定的答复。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也初步证实了唐宋诗的分流，正好概述了唐代大草书与宋代唯一草书大家黄庭坚之间在书法体悟上的分野。

　　　　　　唐代张旭、怀素与大草书法的兴起和衰落

大草或狂草书法在中国书法中无疑最具神秘色彩，是书法中自由、浪漫、癫狂的表征。盛唐的张旭、怀素一向被认为是大草书法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书法在“颠”和“狂”的旗帜下，更在中国书法史、中国传统美学哲学，甚至是民间野史中留下各样的传奇式的光芒。

张旭和怀素是艺术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书法和一批浪漫的诗人墨客对他们的人生传奇似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张旭、怀素人生的大致轮廓和艺术特色。一者，二人都是职业艺术家。张旭“初，仕为常熟尉”，“善草书，不治他技”。“皓首穷草隶”，且“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微禄心不屑”，似乎对做官兴趣不高，怀素则是一个艺术僧人，“释子吾家宝……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他们在社会上是“另类”。二者，作为专业的艺术家，自然要有粉丝。在书法这样高深的艺术领域要有粉丝，即使是已经非常独立特出的大草书法，也不能不在书法中加上通俗易懂、眩人耳目的成分。这一成分，往往不在书法之内，而在书法之外。旭、素的手段，就是加重表演的成分。张旭的表演手段之一是“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怀素则“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致使“满坐失声看不及”。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唐怀素苦笋帖

张旭的书法体悟，来自对人文的强烈观照。如“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如果承认颜真卿是张旭的传人，则令怀素折服的“屋漏痕”也是张旭的真实追求。怀素对自己的描述则是“贫道现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从这一角度来说，旭、素对书法的认识，多在于对自然和人文“相”的基本观照。正如韩愈所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虽然史书上未有对张旭、怀素生活的详细记载，但是他们得意时，在名公贵族间如鱼得水。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张旭从容与皇族名公浪迹，而“脱帽露顶王公前”。而怀素也是“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长幼集，贤豪至”，“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

唐怀素自叙帖局部

旭、素是如何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得以优游裕如，或者是因其人格的魅力，或因其对人生的实相参悟而至于毫无凝滞。而在书法艺术中达到这一毫无凝滞的境界，则是通过酒的胜力。张旭是“张公性嗜酒”，“饮酒辄草书”，“三杯草圣传”，怀素则“醉来为我挥健笔”，“醉后耳热心更凶”，“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酒的各种的可能结果之一，是让人心地澄净，思行无碍，进入可称为催眠的一种忘我的状态，即所谓的“醉里的真如”。在这种状态下，使旭、素对大千和人文的观照，毫无凝滞的从笔端流露出，以至于张旭“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怀素则“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醒后却书书不得”。

在旭、素的书法中，一个观照世界的清晰脉络，就是对所观照感性世界的再创造。通过狂草所记录的，不再是文字本身，而是观照于心事物的真实相，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实之“影”。这一以“影”达于“真”的过程，对正常人说来，是“观”“思”和“写”的综合过程。而酒精的作用，将旭、素置于一个催眠的状态，移去心性中的“思”的执念，将观与影直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无障碍的通道。这样才有“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可能性，才会有“醒后却书书不得”的尴尬。

宋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这一过程可以用镜与相的关系来比喻。自然、世间万象，本为自在之体，人目所见本同。而万象之影，在旭、素的笔下，就是他们的书法。只有把镜中滞碍移去，才能在书法这一“影”中重写大千的妙相之“真”。这一过程，就决定了旭、素的书法是流畅而清澈的，所以韩愈能从张旭的书法中于人文解读出“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为大千世界解读出“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图像上毫无凝滞的特色，在张旭的《古诗四帖》《肚痛帖》，及怀素的《自叙帖》《苦笋帖》中，都可以得到一一印证。

遗憾的是，唐代的书论家在旭、素爆炸式震撼下，并未能达到一个理性的认识，没有超过感性描述：“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若遗能于学知，遂独荷其颠称。虽宜官售酒，子敬运帚。遐想迩观，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黄卷，则多胜而寡负。犹庄周之寓言，于从政乎何有。”“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

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这种对旭、素认识的缺乏，催生了一代代新的草书僧的出现，更使大草书成为僧人“邀宠”的工具。如亚栖、高闲、光、景云、贯休、梦龟、文楚等，多有获赐紫袍者。诗人们也似乎穷尽了词汇的奇幻。僧皎然《陈氏童子草书歌》云：“飙挥电洒眼不及，但觉毫端鸣飒飒。有时作点险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的草书家了。

这些书僧的出现实际代表了大草书的衰退，也导致了宋人对旭、素书法的重新认识。这一重新认识，始于对旭、素的批判。如苏轼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米芾云：“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黄庭坚更批评了时人的大草书法，“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

而在对旭、素的书法的解读中，开始强调的是旭、素书法中的理性、规矩的成分：“旭以草书出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太师言张长史虽恣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张长史行草与王子敬不甚相远，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旭名本以颠草着，而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其源流无一点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一旦重视规矩理性，则大草书法的另一未被全部开发的层次，就可能被揭示了。

　　　　　　宋代大草书的复兴：黄庭坚的人生态度

姜夔在《续书谱》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山谷草书与张颠、怀素的不同：“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味，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

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与颠张、狂素富于传奇色彩而十分专一的人生相比，黄庭坚除了超人的文学才华之外，其生活经历完全是倍经生活磨难的知识分子的普通生活。除了早年难免的一些倚红偎翠、声色放浪的生活，《宋史?黄庭坚传》记述了他一生升迁流放简历外，对他个人的资质、人品评论只有这样几句话“幼警悟”“性笃孝”；文章诗文因苏轼的赏识而“声名始震”。这些评论记述，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时代信奉儒家正统哲学的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山谷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的态度，并非我们后人所想象的超然透脱，而是完全的“黏皮带骨”，认真刻意，步步为营。

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与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诸上座帖》局部比较之一

从生活上看，山谷一生都没有能够摆脱经济上的拮据，且为此忧心忡忡。在中举之前，山谷曾经谋划过创办药店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老夫往在江南贫甚，有于日中而空甑无米炊时。尝念贫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与语，唯作药肆，不饥寒之术也。”（《药说遗族弟友谅》）在入馆职后，山谷也向朋友抱怨：“又众口食贫，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温饱耳。”（《答曹苟龙》）

贬谪之后，山谷所忧的第一件事是一家人的衣食：“但愧拙于谋生，一失官财，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四十口，得罪以来，势不可扶携，皆寓太平州之芜湖县，粗营柴米之资，令可卒岁。乃来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朴授抗州盐官尉，皆腊月阙，可分骨肉相养也。”（《答泸州安抚王补之》）

在去往贬所的路上，也刻刻不忘对家人的各样叮嘱：“三人轮管家事，勿废规矩。三学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一），依时节送饭，及取归书院常整龊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泼药草，读书看经，求清静之乐为上。大主簿读《汉书》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押报：诸妳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见门，莫作炒，切切。”（《谪赴黔州时家书》）

这种黏皮带骨的心性，也体现在对饮酒这一在颠张狂素的书法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的态度上。山谷少年时曾纵酒，直到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山谷作著名的《发愿文》云：“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设复饮酒，当堕地狱，饮洋铜汁，经无量劫；一切众生，为酒颠倒故，应受苦报，我皆代受。”且与淫欲、食肉共举，这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式宣言，而不是一个智者对自身观照达到的觉悟。到了晚年，山谷又自称戒酒乃是因病而起，“中年畏病不举酒”（崇宁元年（一一〇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次苏子瞻和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年），完全不是一个虔诚禅徒的口吻。

山谷的感情生活也颇多磨难，二妻先后的病逝，无疑是对他感情生活的最深打击，使得他痛戒淫欲。但为了要有子嗣，又必须纳妾。山谷的黏皮带骨的秉性，就是在多种磨难和忧虑中形成。这种生活态度，或许是黄庭坚的诗学取得其成就的根本原因。山谷诗是用思多于抒情的的创作，是建立在“读书万卷始通神”的基础之上的，要“观古人用意曲折处学之”，重于用典，也用意于炼字，称“拾遗句中有眼”“安排一字有神”。这样的态度，显然不会是李白“斗酒诗百篇”般的潇洒，而只能是黏皮带骨式的推敲。

山谷在心灵中追求他理想的人生，也只能通过对自身的观照来求其人生境界的澄澈清明。在《黄庭坚评传》中，黄宝华总结道：“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伦理问题有着先天不解之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道德伦理哲学，这在黄庭坚的思想中表现得也十分典型。综观黄庭坚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热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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