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蕾王晨芳985毕业,主人公才27岁,

最近，一则“提出要突破35岁的职业门槛”新闻，又一次登上热搜。

与此同时,“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岁的限制”、“加大泛年龄歧视就业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等声音也接连出现。

事实上，近年来公众议题上“中年危机”和“35岁的门槛”的热度长期居高不下。

尽管快要被说成是烂熟于心，但是现实情况还是不乐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部署防控工作。而三年的疫情就像问题放大镜一样放大着大家的焦虑。

“就业门槛为35岁”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挂在每一个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们身上。

#01

35岁时由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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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35岁这个硬门槛最为常见的理解来自于公务员的应聘。

《中国经济周刊》梳理了年至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报考人员的年龄要求，研究发现，近6年来，该法规一直很稳定，除本年度应届研究生（包括硕士及非在职博士生）须在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其他人均要求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以及该条款的原始出处，是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里面需要报考者“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

在随后的30年里，尽管公务员录取规定细节被多次更新，但是35岁这个年龄限制始终存在。

不只是公务员考试，受此条款影响，国有也好，民营也好，多数公司招聘时，年龄也均限于35周岁以下。

另外,35岁的门槛体现为政策优惠，深造落户等、婚育观念的种种层次等等，以各地区落户政策为例，能清晰地感觉出来，政策正在偏向35岁以下人口。

例如，温州的一项政策就说“35周岁以下的中级工，可以先定居，再选择职业”；九江修水“对35周岁以下全日制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元落户奖，提供‘拎包入住’人才公寓”......

仿佛35岁时就有了一扇看不见的大门，一进门就“隐入尘烟”。

而且优待政策绕过了35岁以上者，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对其生存的屡屡漠视。

生产端公司设法利用一切条件淘汰35岁以上职工；

在消费端市场上，仅将35岁以下人群所占比例，作为市场活力的衡量标准。

35岁以上的人口显然应成为生产与消费的主力军，但为什么却经常被忽视？

曾几何时，人们默认了工作经验较多，工作年限较长的劳动者应该得到较多报酬。

但是这个概念是伴随着90年代而画上休止符的。

先是年，人事部一纸《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宣告了大学生包分配制度已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马云是因为早些年毕业的，那时候分配到英语老师那里；后来又去学电脑，成为了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刘强东本来是希望毕业之后能被安排去机关单位做公务员的，结果只好自谋生路。

又赶上了国企改革的90年代，市场经济使企业产生优胜劣汰观念和下岗现象、裁员潮此起彼伏，给职场及就业带来压力和危机。

据统计,年至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达万，全社会一直在转折，在变革，在动乱，就像一台高速运行的机器。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打工”这个词才流行起来。

年后，随着互联网的盛行，社会又加快了变革，产业也加快了洗牌的步伐。

当知识更新迭代得越来越快、技术经验折旧得很快时，半辈子累积起来的阅历，也许会一夜之间无用武之地。

社会显然开始青睐年轻人，不管是在报酬，创新或学习能力方面。

有HR调侃:“35岁之前是人力资源，而35岁之后就成了人力成本。”

#02

中年人难道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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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以上中年人难道就真的不用了？

事实正好相反。

在过去数十年中，由于中学课堂上孔夫子“三十而立”这句名言,35岁以上人群在社会上的普遍印象是“自立”“自强”“责任”“担当”。

建国后，在一幅宣传画中，总有几位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民，他们荣光散发、踌躇满志，建设社会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大批中年人从他们身上把握机遇，率先富裕起来，奔向“时代弄潮儿”的行列。

至年时，一大批互联网企业高管更频繁地进入大众视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某些国产影视剧周旋，是大众眼中的优秀企业家。

即使撇开其中龙凤不谈,35岁以上的普通人大多是以自己小小的身躯承载着平凡又伟大的人生。

他们就是你值夜班回家的滴滴司机和你网购热情battle老板；

他们也可以是朋友圈中的微商或回家时偶遇的外卖小哥、保安。

他们背着贷款、孩子和老人两头顾着，都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普通人。

去年一个点视频《你好,35岁》引起35岁刷屏般的热议。

原因无他，这部短片如实地表现了35岁以上的人的各种情况，令许多人同情。

一位35岁的项目总监，身边突然多了很多事，有“上班，回家，亲人，好友.”

一位35岁网约车司机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感觉自己身上又多了一份担当，就开始接下更多单子。

一个35岁的业务经理，表示内疚，医院挂了名，都在向邻居求助，由于工作忙，错过了许多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他们35岁，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被需要。

为人子女则需给予家长更多地陪伴与关怀；为人父母需肩负起抚养下一代的重任。

“工作的PPT要看，孩子的作业也要看；账单要看，父母的体检单更要看。”

35岁时，他成为一个家庭的“夹心层”、“顶梁柱”,工作与生活，是一对很难协调的冲突，一直负重向前。

#03

怎样应对“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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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声音说,35岁困境是个人原因导致的:“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出色，你不需要为35岁的门槛而烦恼。”

20年前的这一说法或许是合理的。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高度发展的时期，初入社会的青年，也有机会把握房地产与互联网这两个红利。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在那拼搏大概率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年代，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说出“生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这样的话。

不过现在刚毕业的那代人恐怕没有这么幸运。

尽管他们能暂时凭借年龄和学历的先天优势将中年人卷进工作中去，但20年之后呢？

在发展红利没有了、在他们已经不年轻了、知识贬值了、学习能力降低了怎么办？

等着他们的恐怕也不过是新一代年轻人更为无情的取代。

其实，当代人对于前途的“无力感”,已日益显露。

美国作家布鲁克斯，52岁时，遭遇“人到中年，精神危机”,典型的特征为：独居、天天累着上班，朋友的话语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他形容自己的状态是“有很多不持久的友谊，很少有人信任我······身似浮萍，孤单寂寞，垂头丧气，眼神涣散。”

而这场本来4到50岁就来了的中年危机却早早地降临到了20多岁的青年身上。

书单君在家乡有个堂弟，今年27岁，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至今尚未毕业，便在两个互联网大厂实习。

数年后，她考完了上至四六级、下至教资会计证所能考取的所有证书，穷尽各种手段武装头脑。

可即便如此，周围环境所制造出来的压力还是使她的忧虑无处可去。

她纳闷了，她一路上都是按照社会的既定节奏进行着学习和准备考试、拿到证书......等到研究生毕业后，我已经27岁了，却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目前仍可继续在大厂工作，可是当有一天我等到我35岁的时候呢？

“要不，我就回家当个老师，或者考个公务员吧。只要我考上了，应该就能避免“35岁危机”了。”

堂姐的不解也代表着不少年轻人的想法。

请看这些年频频发生的消息:

“刚来到互联网大厂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工作三年后回家考公”

“研究生，还没毕业就想着如何进‘体制内’”

究其原因，似不难说明。

这些抉择不过是他们希望在无法预料的生活里把握一丝确定性。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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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不是“就业门槛为35岁”首次登上热搜了。

由年龄引起的焦虑，古已有之。

年年吸引眼球的原因可能是大家必须要体验。

应该怎样面对35岁时的忧虑？

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大家各自做出自己的决定。

高晓松在一次节目中，谈到了自己对于“四十不惑”的认识:

“没到四十岁的时候，以为‘四十不惑’的意思是到了四十岁就想明白了，之前不懂的就能懂了。等到了四十岁后，发现‘不惑’的意思是你不明白的事都不想明白了。”

事实上，不管是选择阅读，还是选择打工，进入私企，还是进入体制，面对着太多未知，许多东西都只是与选择有关，不能判断“好坏”。

毕竟已经撑了35岁，后面等待的是45岁、65岁的危机，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必须准备好伴随焦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