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球”“公器”与“利益”，如何看待与处

“眼球”“公器”与“利益”，如何看待与处

导读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互联媒介空前繁华、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社会“公器”的影响力愈来愈强大，负面信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即刻遍及全国，舆论“杀伤力”愈来愈凶悍。这1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或名人的负面一经暴光，极易吸引大批媒体的“捕捉”报导和招来民的聚焦。负面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很有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舆情危机。

1“人咬狗才是”，媒体何以热中负面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负面也是报导中没法躲避的一部分。在媒体相对发达的欧美实践中，对负面的话语建构与诠释由来已久。最著名确当属19世纪美国纽约《太阳报》主编约翰?博加特提出的一个经典名言，即“狗咬人不是，人咬狗才是”。此经典透出的几个天性：反常性、新鲜性、猎奇性、刺激性。这道出了一个庸俗的价值标准：在这个信息海洋中，越是超越人们常识和常规范围内的行动和事件，相对的价值就越高，也就越值得大肆报导。比如，坐飞机不是，飞机摔下来才是；和尚念经不算，和尚与尼姑偷情才算……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把“反常放大”（AmplificationofDeviance）、“好就是没（Goodnewsisnonews）”、“坏消息就是好”(Badnewsis-goodnews)、“流血才能上头条”（tobleedtolead）等原则奉为圭臬。有学者统计了普利策奖发现，在历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中，“揭穿性”负面作品占有绝对优势。在年~年的个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年普利策奖共有14项，实际颁发13项，其中负面10项，占总数的74.6%。美国媒体对负面的偏好可见一斑。

而在国内，随着媒介市场化的发展，负面也扮演着类似重要角色。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张国良、廖圣清在调查报告《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中认为：“受众对各种性质的信息，大多数人持均衡态度，即不偏好或兼好正面和负面信息，其次是偏好负面信息，最低比例是偏好正面信息，3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1.4%、34.3%、24.3%。其中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整整高出了10个百分点。在受众选择的相干因素的调查中，反常性排在第三位，占到16.9%。”早前有学者就某省会城市5家综合性的负面进行了统计，5家媒体5天的负面条，平均每家约35条，有家报纸社会版有一天几近全是负面报导，内容触及医药、环境、住房、食品等多领域现象。

这类媒体实践现象也深入影响着学界解读。美国传媒专家约翰?马丁就此总结认为：“报纸之所以对负面感兴趣是由于这类有一种缺憾，而有缺憾的东西才更有吸引力。”英国学者卡尔通和罗杰在论述价值的原则时说：“一个事件负面因素越多，它构成的可能性就越火。”美国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说得更露骨，对媒体来讲，“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和死亡和伤害。具有负面因素的题材对来讲更加重要”。从这些研究者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偏好负面报导已成了一种媒体的旧常态。

2“无冕之王”，我们该如何看待负面虽然“负面报导”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但对如何界定“负面报导”，学术界和业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标准。整体来讲，目前国内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1是以报导题材的性质为认定标准，认为负面报导就是对负面信息的报导。有国内学者据此定义负面报导为：“负面报导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和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法、性、丑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事件常常是它报导的重点。对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导来讲，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而在于反应和暴露社会敏感昏暗的一面，以使公众注视、警省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常常站在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和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张威：《比较学：方法与考证》）。第二种观点以报导引发的舆论效果为评定标准，认为报导中传播的信息对受众产生了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的就是负面报导。这些报导的素材未必都是负面事件，但即便报导的不是负面信息，也在报导中传播了负面价值，制造了负面效果。（谢晖：《关于“负面”的困惑》，《》年第5期）。固然，负面信息本身所反应的事实的好与坏、对它如何认识与表现、其传播的环境和受众等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它所传播的效果。

以上这是纯学理的思考与辨别。实际上，很多评论更倾向于报导本身基于事实而并没有正面、负面之分。早前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现中国人民大学学院院长）就曾指出：“说我们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断报导的正面负面问题，应从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斟酌。”有学者还认为：“相反，照亮阴暗面，把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从根本上来讲，是积极的行动。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