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内衣文化综论

文章来源：后天性无眼球发布时间:2017-3-16 7:49:26 点击数：次

　内容摘要

中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文化建设无可避免的担当起双重使命。以梳理和探究中西方内衣文明的根源与脉络并提升自我要义为借镜，整理和传承为手段，深层目的是为了引发中西方不同文化内容的哲学思考，在发现、鉴识、考析的过程中比较、品味不同文化所蕴含的灵性与睿思。中西方内衣文化是一部文化史，它是各自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审美习俗、生命价值理想的一面镜子，它们既有相同的属性，更有本质的差异。本课题研究目的在于为戏剧服饰、历史考据与文化研究提供比较方式的参照。

关键词：表现身体　寓意　情色　造物理想　平面与三维　表现与传达

中图分类号：Ｇ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01--11

中西方内衣文化在价值理想中有相同点更有相异处，相同在于都是对身体的防护与表现，具有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而两者对装饰的理想截然不同，中国内衣从汉代的汗衣到唐代的抹胸，从宋代的主腰到民国的肚兜，注重于理想化、内敛式、以“藏”为主的理想与情爱寄寓，民俗性极强。西方内衣从克里特岛的半裙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紧身胸衣到现代的胸罩与比基尼，以“显”为主，艳情与表现身体始终是贯穿的主题。西方内衣以对身体的展现为主，将身体视作肉欲的平台，强调姿色就是力量，在表现身体、展露身体、塑造身体、显示财富等方面不遗余力。十五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内衣一直就强调表现女性的身体，沉醉于性爱的迷人魅力。西方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早在年的《论享乐》中就论述道“有什么比美丽的脸蛋与身体更可爱，更让人快乐，更值得去爱”，以理论形式表述的内容，对女人不将其身体最漂亮的部分展露给世界而感到愤慨，此后，在画家和诗人的作品中表现身体与脸蛋成为一种共识。

　　西方紧身胸衣通过各部分的比例协调来强化对身体美的表现，法国宫廷的奠基者弗兰西斯一世认为，女人缺少了身体的展露，“就像一年中缺少了春天，或是春天中缺少了玫瑰”。［1］（Ｐ.5）反观中国内衣，却是以不同的图腾来寄寓不同的理想与生活姿态，并和习俗相对应，例如端午节穿“虎驱五毒”，春节穿“富贵牡丹”的大红肚兜，而且身体不能示众。中西方内衣不同的造物理念，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观念。

　　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也直接影响着内衣的衍变，正如二十世纪的实用主义哲学乃至此后的机能主义与中性风格，成为古今内衣文化的分水岭。所谓实用主义即是“有用就是真理”，这是实用主义奠基人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的实用理念。他在年的著作《实用主义》和年发表的《彻底经验主义文集》中都提到我们的活动中凡是能帮助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的观念就是真理。“你可以说他是有用，因为它是真的，也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詹姆士把抽象的实用主义原则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让人们利用这种理论实际应用到生活中去分析解决各种问题。二十世纪内衣正是在这种大的意识背景下更加强调“功利”与“效用”，“功利”与“效用”又体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即非理性主义，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理性和上帝的否定，以及形式主义至上，新颖离奇的形式来迎合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商业化。

　　如果将中西方内衣的生成与衍变视作一部文化史，那么，它是深刻反映各自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审美习俗、生命价值理想的一面镜子。内衣文化的最大特性在于它淡化保暖遮体的生理功能的要求，而自生成起便成为管理身体、表现身体的工具，表达的过程也是吐露穿着者内在心思与意欲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款式结构是中西方内衣之父，美学理念是母，那么文化意义就是它们的灵魂。例如对身体表现中“量”的处理与立意，中国内衣的“量”是“思量”，体现道德伦理与节令习俗；西方内衣的“量”是“数的几何形分割”，通过比例及形态来修身塑型，两者之间在“量”上就反映了鲜明的文化差异与价值理想。

　　无论中西方内衣有多大的差异，在功能与动机上她们都借内衣的载体来表达所拥有的精神境界，将之看作情感寄托、才智呈现的平台，以此来平衡、弥补、充实生活，使生活的兴味、生存的乐趣达到一种自我生命升华的境界。以内衣文化中“身体与性表现”的理想价值为例，“忍”与“露”清晰地折射了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社会属性，“忍”是一种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所影响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及“将欲取之，必固与之”［2］的身体蕴藏，“露”是一种强调“姿色就是力量”及“姿色就是财富”的身体表现欲望：　

中国内衣对身体与性表现的“忍”是忍在心思，故为“忍”在不直接表现身体，而是以一种比拟与象征来更精神化、联想化地表达；西方内衣的“露”展露式地表现并强化身体，视内衣为物欲的平台与性行为的载体。

　　中西方内衣演变的轨迹与时尚潮流一样，具有鲜明的钟摆现象，在“人为与自然”、“硬与软”、“塑型与自由身体”、“连体与分离”等一系列循环转化中顺应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嬗变与流行。尽管如今的文胸、比基尼等已经演绎成女子身体的装饰程式符号，但仍然具有紧身胸衣的基因，例如钢圈与罩杯内衬的塑型表现胸乳；而另一方面时尚式抹胸的裹缠所淡化的对胸乳表现，也同样被时尚人士所青睐。

　　之所以将中华内衣定性为“民俗之符”，主要它出自非官颁服志的特征，它不受服志的制约与限定，是顺从生活习俗与生命价值理想的自然生成，具有习俗化、民间化、自发化等一系列民俗生活特征。它在功能上更多的服用于节庆与习俗，例如春节用大红兜、端午节用虎符兜、女儿节用蛙符兜。西方内衣定性为“性之偶像”，因为四百多年来紧身胸衣一直是被造型艺术所“包裹的裸体”与身体的外延，也是性趣的焦点及性爱中欲扬先抑的平台。

　　内衣之物虽微，却受社会变革及文化所系。本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理想与价值理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及生活水准的提升，传统内衣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时代的内衣理念成为时代的一种表情符号，开放、多元、个性的新思维也在内衣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一：借内衣来表现身体习以为常，性感至上，内衣成为表现女性胸乳欲擒故纵的一种幌子，如今所有大众时尚类杂志，由内衣衬托的丰胸美乳比比皆是。其二：品牌内衣在创造产品中，不遗余力地追求性感与财富，通过垫、衬、托、吊等一系列工艺来对乳房整形；缀以珠宝钻石来强化财富及身价；产品分类细化到年龄及职业。其三：市场经济与传媒的力量使内衣成为当今社会“美女经济”中一种炫色载体，在层出不穷的选秀中，文胸、比基尼的形象是必选项目，而且成为考量营利或收视率的一种指标。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内衣理念的颠覆。内衣原本具有“内在”、“贴身”、“私密”的性质，“内衣是秘密的衣服，它们藏在外衣里面，就好像身体藏在衣服里面一样。人们只是在卧室里和亲人面前才显示内衣”。［3］（Ｐ.42）如今，这个理念越来越淡化，“内衣外穿”、“内外衣混搭”均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为此，内衣的交流对象从亲密者之间拓展为公众交流空间，从私密走向了公共空间。

一、不同的文化根基

纵观中西方内衣，其生成与演变历经了数千年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两者不同的价值理想、造物理念、功利动机以及对人体结构包装的人文精神构成了中西方内衣文化的厚度和历史深度。中国内衣的衍变经历了从先秦到清朝的偏重于遮掩身体且表达伦理与生活理想的平裁式的漫长过程。直到二十世纪与西方内衣相融合，最终发展到与国际接轨的立体塑形人台式服装文化。中国内衣从秦汉的汗衣到唐代的抹胸，再到民国的肚兜，西方内衣从克里特岛的“半裙”到哥特时期的立体构成服装，再到风靡数百年的连体式的紧身胸衣，最后发展为上下分体的胸罩和内裤。这些均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精神文化孕育出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物质结晶。

　　1.被寓意化的中国内衣

　　洞察中西方内衣文化嬗变的内含本质，可以说，中国内衣是被寓意化的：中国内衣对身体的包装尽管是一种私密的装饰，但它同样与外衣的形态、装饰、功利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集中表现在刻意于寄托社会伦理与生活的价值理想，充满对生命、生活、性爱、情欲等不同隐喻内容。由此的形态与装饰主要反映在视觉的“正面律”、结构的“平面化”、图案的“图腾装饰的理想化”等方面，它尽管没有服饰制度来规定内衣体系与穿着制度的限定，却受到民俗民风的制约与影响。

　　中国内衣中的情色表达含蓄而内敛，受社会制度与宗法的限制，总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呈现。古代闺阁女性在内衣创造中的才情表达，都是悄悄、默默、含蓄地进行，它不像外衣创造那样重在对品第与服饰制度的结构评定，而更则重于对其中“情”的阐扬与表现。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男女不可能有长期接触生情的机会，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是寄望于偶遇，只能在梦中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试问哪个女孩子没有心中的白马王子，哪个女孩子没有对感情的幻想？所以内衣中的“鹊桥会”、“牡丹亭”等素材装饰肚兜大量出现。内衣艺术上以浪漫、传奇、意寓而具有文学性、传奇性、典故性的情爱表达，显得更为含蓄而富有遐想，对情爱的渴求更具理想化的人文色彩。

　　情色，是人的自然天性，古人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即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却打着所谓“礼”法旗号而对女性做出了种种约束规范，而且还有专门为女子遵守封建行为规范而制定的一些清规戒律之明文。到了明代，在奉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重压下，女性受着更为严厉的束缚。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对性、情的禁锢使妇女将性爱看作生育繁殖的作用而淡化两性愉悦的价值，所谓性是“为后也，非为色也”，由此中国女性社会因性、情而喜，因性、情而悲，因性、情而怒，因性、情而活，因性、性而殉葬的事例举不胜举。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传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批判了朱熹“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的修养方法，认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与事事物物也”［4］。在这种新的心学思想下，生活方式中，对个体、情色、私欲的重视和宣扬也掀起了反叛的浪潮，对情欲又有了宽容放纵的社会氛围。内衣艺术作为女性生活态度、生命理想、情感寄托，在其造物表现中同样传达着对性、情、爱的价值姿态，以一种主题化、图腾化的语言形式来对性、情、爱进行崇拜与物像对应的观照，手中“针线活”传达了中华文化中生殖（生育）崇拜、性爱功利、情爱姿态等丰富的生殖与性爱内容，体现了中国女性突破传统礼制的性、情与婚恋观念、抗拮禁欲主义的束缚而追求浪漫的情爱寄托。

　　2.被结构化的西方内衣

　　与被寓意化的中国内衣大相径庭的是，西方内衣是被结构化的，它总是强调对身体理想化的表现，以三维、立体、数字几何式结构来修形塑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包裹的裸体，是一种物欲的平台。西方内衣自克里特岛半裙至文艺复兴起的紧身胸衣，直至二十世纪的胸罩、比基尼等，通过表现、展露来使身体情色化的动机贯穿始终，也可以说内衣是一种“身体的外延”，是性爱过程中一个欲擒故纵、欲扬先抑的一种性暗示手段。正如西方学者彼得·布克斯在《人体艺术》中所言：“内衣就是身体，身体在内衣的怀抱下有了它的形状；内衣因为有了身体的填充而和它合二为一。”内衣在西方社会作为一种表达情色的物品，首要是表现与强调乳房的美与性魅力。只有美的肉体才能激起男子的爱，只有女人的肉体才能使男人动心，才能赢得男人的倾慕。

　　内衣之所以在西方文化中被看作“包裹”的裸体，与西方文化中的裸体崇拜有关，自古希腊起裸体成为人体学科的表现形式，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肉体美已顺理成章地公认为美的最高形式。从文艺复兴之后，风靡西方数百年的紧身胸衣问世开始，直到二十世纪初乳罩的诞生的这段时间内，紧身胸衣一直都十分流行。

二、内涵差异

1.深层构建

　　在中西方内衣文化中，款式、服色、图腾、技艺等在文化学意义上属浅层文化结构，亦称显型文化，具有符号性特征，而潜藏在这些形态界面背后的意欲、价值观、制约性等则属于深层文化结构，亦称隐型文化。浅层文化结构与深层文化结构两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外部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在规定和灵魂。对内衣文化深层结构的研究，除了身体表现的价值理想、情色功利等内容之外，还需透过内衣的独特属性来认识区别于其它服饰文化的个性。诸如它生成的哲学内涵、资本主义社会奢侈生活方式、宠姬理想、生育观等对内衣生成的文化构建，透过表象而寻根求源，摸清其脉络的特质。

　　中西方内衣文化与其它文化类型相比，更具物质性与身体性，它的构建总是与具体的物质形态及身体交织在一起，以人与身体为基本物质条件，内衣为人化的物质，实际上成了精神的物化或物化了的精神。内衣文化中的隐型性，与外在服饰决然不同，它以一种非制度化的特征显呈出来，它不像外衣那样具有鲜明的品第、职业规定性，既没有像冕服、深衣、补服那样富有制度与典章，也没有像燕尾服、西服那样强调身份标识，而是围绕对女性的评价、身体的价值而展开，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内衣与外衣本质的不同。

　　2.哲学内涵

　　面相即心相。人类服饰文化中的内衣系统，从外界及传统思维来看，尽管它们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密切最广泛的一种伴侣，但人们总回避论及它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生成基因。当我们梳理中西方内衣历史文化的时候，真切地感觉到那是两个不同的理想世界，中国文化基调的内敛、含蓄与西方文化中的张扬、个性清晰地显现出来。尽管中西方内衣文化如两条平行流动的长河偶尔也有发生汇聚的小小支流，但他们始终遵循并坚守着各自的理想，正如我们的内衣审美难以走出平面视角与宗法象征，以“藏”为特征，而西方人坚守三维立体与开放意识，以“显”为特征。

　　拨开中西方内衣外在的纱幕，探讨它们在造物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实用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事情乃是存在者之存在，乃是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状态。”［5］（Ｐ.76）对以中西方内衣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状态”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构它们的存在，在传承与创新中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脉络。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将内衣统称为“亵衣”。同时，将遮胸闭乳的贴身衣物称为“肚兜”（亦称“兜肚”），而不称为“乳兜”或“胸兜”，都是服从于礼教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回避对身体与性特征的表达。“亵”有“轻薄、不庄重、私密”等意思，用“肚兜”不用“乳兜”或“胸兜”，均源自封建礼教与礼仪规范中对女性的蔑视与妖化，也是对于身着内衣的女性所流露出的诱惑与性征的负面形容。无论是抹胸还是肚兜，遮掩胸乳仅是表象，实际是展示中国女性内敛、含蓄、委婉、悠然的意境美，通过它对身体表现的朦胧与神秘而凭添妩媚动人的浮想，隐约中深藏着“暗香”，以对身体的“藏”为根本。反观西方，无论是公元前年克里特岛的袒乳束腰半裙，还是文艺复兴之后的紧身胸衣，直至十九世纪末乳罩的出现，突出与强调女性的乳房，以唤起欲望的身体表现欲始终贯穿。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人早期对于生殖与繁衍的原始崇拜，在《旧约全书》创世纪中，就记载着我们熟悉的亚当与夏娃第一性征的情节，以及闻名世界的维纳斯女神即圆滚饱满的乳房所强化的第二性征的特点，所有这些是体现身体以“显”为美的审美意识。

　　中西方内衣在思维与实用价值观上的差异根基于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理想，前者强调人与物之间的相同与互系的联系，内衣也是身体之上的一种心象。后者侧重人与物之间的直观对应，内衣也是身体管理的器具之一。以肚兜中的“百子图”为例，“百子”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的潜意识是一百个单个个体人，而对于中国内衣上的“百子”图腾，却不是“一百个单个个体人”的理解，而是将“百子”看成一个整数字，是互系与“多子多孙”、“子孙兴旺”的集约式寄寓，“百子图”中的“多”不仅是表示男女数量，而是对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之间相通、互变、互系的联系，这种“多”也就是“一”，“一”指“一道”或“一理”，“一”在于女性必具“多子多孙”、“子孙兴旺”的生育之道。魏晋玄学家王弼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有言有一，数尽乎斯……”［2］。再如，肚兜中常用的七夕“鹊桥会”，西方人认为是一个身着古装的女性在看着一个半悬在天空的男子或两性相爱，而中国内衣上所表达的却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等女性对情爱的宣誓举动，愿天地能听到她们的誓言，愿她们的爱像高山大海一样长久，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与“一拜天地”婚俗的誓言，通过“鹊桥会”来相通于情爱理想与生命价值，图腾与情爱的精神理想相切换而互系，潜意识中是对爱的宣誓。

　　我们知道中西方内衣的造物均依赖纺织材料及相应的辅料，但西方内衣善用钢条与衬料，中国内衣善用色彩与绣纹；西方内衣强调立体塑形，中国内衣多为平裁掩覆。这都不是对材料与工艺天生的爱好与习惯，而是两者在思维方式与实用价值上的大相径庭，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与文化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平面与立体、柔美与刚硕，比兴与直率等方面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西方内衣造物思维上的平面与立体，是结构形态上最根本的差异，也可以说是写意与写实的不同意境美追求，中国内衣以平面几何形态的分割为基础，追求物象的“正面律”，放弃造物的凹凸与阴影；西方内衣以还原身体物件的原貌，自然模仿中追求几何主义与透视的三维立体效果。“正面律”的内衣造物在于将结构与图腾以经过提炼和抽象而成的平面化形象来表达情感与意象，强调轮廓与线条，例如结构外观的四方形、三角形、元宝形，图腾中花卉形象的平面轮廓线描。这些与西方内衣相比，它超脱了具象含有的成份，以平面结构与线条来以形写神。依附于平面造物思维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以虚代实”，以“留白”的“虚”来衬托主体形象的“实”，“留白”亦称“佈白”，肚兜图腾上留出空白是“虚”的刻意表现，目的于使主题图腾更鲜明强烈，也给予了观赏者更多想象的空间。“留白”处为“虚”，纹样处为“实”，两者相对，虚实相生，交互运用，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世事有时也是真假难辨，充分体现着国人对自然生命力思辨式的哲学观。中国内衣中以肚兜为代表的装饰极其清晰的印证着中国艺术精神表现中的辩证关系，强调纹样的虚实与疏密布局关系，“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6］的审美处置使装饰情与景、意与境交融化合。正如宋人范晞文曾引用伯弜《四虚序》之言：“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这种虚实与疏密也是古代哲学概念中的阴与阳，目的于用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的势力和属性来表现自然。在肚兜装饰上由阴阳派生的还有形与神，南朝宋画家宗炳云所言：“今神妙形粗，相与为用，以妙缘粗，则知以虚缘有矣。”《庄子》也有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粗”是指事物的外表形貌，“精”是事物的内在精神，在肚兜图腾布局中，形是外相，神是内涵。神是内在意蕴，形是外在表现。形可以直观鉴赏，神则只可心领神会，以审美思维来体悟它。例如，肚兜中五毒形象的拟人式形象，将人的面部形象与动物的躯干形象相互重构，这里的“五毒之虫”具有了人的神韵。反观西方内衣自克里特半裙式胸衣起，始终追求三维立体“人台式”的结构理念来展露身体，还原并强化身体的原貌，将身体几何化、比例化、立体化，紧身胸衣与文胸如同它们的建筑一样，开放与透敞，此与古希腊文明中特有的酒神文化汇总追求的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宣扬的是健康、乐观及七情六欲折射出的体量意识，从而对身体的立体塑形强调几何分割与数的比例，比例中又刻意于节奏的变化，使身体经过三维立体式的内衣包裹后显得凹凸有致，以满足主客体的多项欲望。西方内衣立体化、几何化、比例化的对身体进行再造，更是源于西方哲学中由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模仿论”理式，并以“行动中的人”为模仿对象，把艺术造物按照“应当有的样子”去创造，“求其相似又比原来的人更美”［7］，紧身胸衣最能印证这个理念，它的三维形态既是女性身体的特征，又比性征更具女性意味与造型价值。

　　中西方内衣性格的差异体现在柔美与刚硬，如同中西方建筑，前者用木材后者用石头，木材细致、深秀、柔美，石头则刚硬、雄壮。中国内衣造型所选用的材质以丝绸、棉布为主，内衬也是软体的刮浆纺织材料；西方内衣无论是紧身胸衣还是文胸，均离不开鲸骨或钢条的内衬条支撑，强调躯体的挺拔如同古希腊柱式那般雄壮刚毅。中国内衣的柔美是内敛、含蓄而委婉，柔美中深藏着一股股暗香，西方内衣的刚硬是对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营造，以表现女性诱人的胸、乳、臀等第二性征。

　　比兴与直率也是中西方内衣不同理念的造物差异。中国内衣表述的内在思想往往通过比兴的方式来陈述。例如，肚兜中常用的月亮图腾，西方人认为是夜晚，国人认为它是女性的化身，具有阴性的特征，对月亮的崇拜也是对生命与生育的崇拜。中国内衣图腾中的“比”利用不同此物与彼物某一点相似来比喻，使抽象的情感具体化，曲折地补充直说出来也不足以表达的感情，“兴”大量运用通感寄托感情，通感常与比兴手法联系来表现对情感寄寓的追求，例如不同花朵为四季常青、石榴为多子多孙、桃为长生不老等比兴手法。西方内衣对身体表现直率而坦诚，它们在图腾上对生育的表达统一运用瑞果纹样（亦称“火腿纹”）来直诉繁殖的意愿，结构上对身体的表露与展示，更是直言不讳，将胸、腰、臀直率地视为物欲的平台。这种直率地展露身体与西方文化中对裸体崇拜及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密切相关，正如黑格尔所言：“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内衣守在身体里面，与表现身体所选择的内衣达到和谐，不是把身体交给内衣，而是在内衣中体现自己。

三、不同的美学姿态

中西方内衣造物过程中，首先受到不同美学观念的影响与制约，诸如西方不同时期的内衣造型，均强调立裁的几何形塑身，这种几何式的分割方式与西方人对“数”的比例与和谐理念密切相关，沙漏型胸衣造型的美妙，离不开胸、腰、臀三者之间“数”的黄金分割，达到物神合一。

　　而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显然与西方的观念大相径庭。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多于人的情感、价值理想、人生寄寓紧密相连。美学观念上，讲究“似与不似”之美，讲究清新的自然美，讲究富有韵味的情趣美，讲究真、善、美的统一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同，不讲究严谨的数理概念，而是注重事物的神态、气韵、意趣，正如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便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位，强调刻画对象的精神面貌以及内在气质的外显。所以对于事物刻画方面，中国人更看重“神韵”的表达，因此“似与不似之美”的美学观念便早已存在人们心中。

　　1.结构形态

　　在不同文化和审美的影响下，西方紧身胸衣在结构和工艺上按照一切突出身材曲线的原则，突出丰胸肥臀以及纤细腰肢，只是时代不同而略有改变。受美学观念的影响，紧身胸衣的设计构造自然要追随形式美的要求。无论是倒锥形、还是沙漏型的塑身内衣，其目的都是要塑造出具有美的比例、美的曲线的女性身体，而它们本身的结构就需要遵从一定的“数”的规定性，这样人们才能按照“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腰身。

　　而中国内衣依然秉承自然、和谐，寄寓理想，表达夙愿的原则来造物。中国古代内衣的制式具有合乎人体装束的自然属性与社会习俗规定的社会属性，它所包含的因人定制、因题定性、因俗定款等一系列制式特征，充分体现着中国古代内衣文化的丰富深邃。具体到中国古代内衣制式的某一细节，明晰地折射着当时的制度与文化、时潮与观念。

　　2.纹饰理想

　　中西方内衣中的纹饰现象均摆脱不了人类图腾制度的共有制约，无论是西方紧身内衣中的卷草纹样，还是中国内衣中的动植物纹样，均是图腾制度中三个因素的结合体。所谓图腾，被视为世俗的保护者和标志，即规定的崇拜仪式，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每个世俗都和某物（动物、植物、臆造物）有血缘关系，每个动植物，被尊奉为该世俗的图腾，图腾通常以某一个形象物来体现，在内衣文化中图腾一般以某个形象的纹饰来表达。

　　综观中国古代内衣，图腾纹样题材途经内衣这一平台，将山水、花鸟、云气、吉祥物展示其上，主张着天、地、人同源同根、平等和谐的文化观念，在身体上展露以形写神、达道畅神来作为装束理想的美学思想，是最具文化内涵的特征之一。在内衣纹饰的形、神表现上，既注重对自然景态外在美的描摹，又强调物象寓意寄托及意蕴表述，使“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意境更为极致。那种将求生存、追求福、禄、寿、喜的信仰通过表征的图案形象得以体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8］，注释着“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在内衣上以表征形象来祈求人间诸事皆祥瑞，“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德至草木，德至鸟兽，则凤凰翔，白鹿见……”［9］。山、水、日、月、云气、花鸟虫鱼等，成为对吉祥祈求的意念符号，使“吉凶有兆，祸福有征”。

　　紧身胸衣上的装饰纹样多为花朵、卷草或纤细的藤蔓，这些植物蜿纹样蜿蜒回旋的动势非常具有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整个纹样生动、鲜活。当然紧身内衣上不仅有植物纹样，有时也会出现象征爱情的图像或文字。“十七世纪其它的胸衣，无论是内衬金属、触角、还是象牙的，都绘有丘比特的图案，或被剑射中的心，或是一颗燃烧的心，同时还嵌有诸如‘爱在你我之间’、‘剑让你我相连’等等之类的话语。一件十八世纪的胸衣上就绘有这样的图案，图上的女人用剑刺穿了男人手里的心。”［10］这些象征爱情的图像或文字，直白地传达了紧身胸衣穿着者的内心诉求，即对爱情的热烈追随。

　　如今，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中西方内衣艺术及文化高度地融汇与默契，穿戴理念与装束意识也趋向共同，在这种背景下，对中西方内衣文化做梳理与研究越发显得必要。中西方内衣从生成到流行，从流行到变异，始终贯穿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文化意味，是社会与历史的一面镜子，需要通过由表及里，由外而内寻找文化基因。将中国内衣文化与西方内衣文化作横向比较，可洞察它们的同异与表象背后的生成内涵。内衣文化研究的不单是“内在衣饰”，而是广泛的“内衣观念”，内衣观念不仅涉及样式与色彩等表现身体的内容，而且涉及政体、生活方式、性爱观念、文化艺术、哲学理念等各个方面与此相关的广阔社会背景。

　　本世纪以来，内衣不但作为一种人体装束形态，也成为大众“艳俗艺术”中招人耳目的载体，随着网络与各种蕴含娱乐化的时尚秀，它已彻底的从私密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更有借内衣的幌子来恶俗的表现所谓时尚的美与性文化。一方面目的于靠露乳走光或丰乳肥臀来夺人眼球，另一方面，却冠以内衣艺术秀的名称来做伪饰，以求身体最大的商业化与收视率。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中西方内衣文化所具有的各种特质彰显于读者，是正本清源，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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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阳明.传习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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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熙.习斋画絮［M］.

［7］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8］庄子.南华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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